红楼梦小论文(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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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小论文篇一

论文摘要：通过对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案，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建构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的阐述与分析，来回答“科学知识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和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有关元科学的根本问题，同时表明笔者对建构主义的立场。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构论者在考察社会知识是如何得来时，认为科学活动是被各种因素促动、制约和构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触对科学活动具体操作、描述和说明的科学家，从对日常生活言谈和论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结论，从而打破了当代社会最有权威、最神秘的科学知识的秘密，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系统来考虑，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摆正了科学与社会的正确位置。建构主义还为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但建构主义也有其不足之处，它片面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犯了“社会学的简化论”的错误，认为自然对社会没有影响，给自然知识没有留下一点“真理”的位置，而且它过分强调其微观的研究方法，强调对工作地点这一发生地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能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的宏观研究相结合，难以全面地说明科学理论的产生，事实上科学理论产生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思想是随时可以产生的，建构主义研究把科学的本体论方面相对化，而把社会方面理性化，难怪萨克尔指出：他们只见到科学实验室生活的表面并不懂得其实质，致使在他们的著作中散发着一种贬低科学的阴冷气息。尽管有不足，但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多少带来了一些清新的空气。

我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对知识的社会建构给予具体的理解，知识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内容、形式、性质、特征上往往不尽相同，因而社会建构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应从量上给予适当的把握，不可犯教条式的错误，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交往活动只是社会性因素内化到知识中去的现实的途径和中介，不可片面夸大社会建构，而应给自然界对于知识的作用、经验事实、逻辑规则留有适当的存在空间，因为承认社会因素与同时承认非社会因素两者并不是对立的。

红楼梦小论文篇二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历程,翻开历史长河的画卷，早在1975年，出现了首部以中国四大名著一一《红楼梦》为改编对象的电视连续剧。此剧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摄制，这部电视剧的主办方包括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承制，其中林黛玉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汪明荃，而伍卫国则在剧中饰演贾宝玉一角。在这部电视连续剧播映两年之后，香港佳视紧随其后也拍摄了77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虽然香港地区较早的将《红楼梦》搬上电视荧屏，但其主题始终围绕着宝黛爱情展开，纠结于爱情悲剧的展现使其相较于以往《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和电影改编而言，并没有创新和突破之处。

对于名著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文化精髓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却没能得到展现，终究使其难以成为一部高质量并发人深省的艺术作品。并且对于以电视艺术这种长篇幅大容量的艺术展现媒介而言，既然动用了电视剧长篇叙事的影视特征，却只局限于名著中关于爱情故事的展现，未免使全剧显得太过拖沓和松散，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电视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1987年，大陆第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由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此片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87版《红楼梦》所奠定的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红楼影视作品的地位之牢固，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改编作品的威胁和影响。此剧由王扶林任导演一职，周蕾、周岭、刘耕路担当编剧。剧本改编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原著，80回以后的情节更是摒弃了高鹦续书的内容，结合红学研究、前80回中埋下的伏笔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注等内容，对《红楼梦》的故事结局进行了重新的论释和剧本创作。该电视剧的播出使《红楼梦》得到了盛况空前的关注度，不夸张的说，许多当代观众是从这部电视剧才开始真正了解《红楼梦》。该电视剧不再局限于宝黛爱情的主题，而是将其与贾府兴衰一起作为两条主线齐头并进，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小说蕴涵的反封建精神。

该电视剧成为红楼影视改编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高至今鲜有任何一部红楼梦影视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剧中描述的红楼情节、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其中由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和邓婕饰演的王熙凤，更在互联网上被网名评选为中国影视艺术史上无法超越的银幕形象，可见其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87版上映十载后的，一部长达73集篇幅的《红楼梦》电视剧的诞生，使其至今依旧保持着《红楼梦》影视作品篇幅之最的头衔。台湾华视为观众呈现的这篇巨幅之作，相比较36集版《红楼梦》，不难发现73集版的主创人员力图更全面的将《红楼梦》的全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对原著的内容和细节交待的也更为具体，对于即使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而言也会更易接受和理解。

第二章《红楼梦》的影视表现

《红楼梦》从筹划拍摄开始，话题不断，声势浩大的演员选秀，胡玫导演退出李少红接棒，经费一度告缺几欲停拍，可谓一波三折热点十足。而剧中人物套用戏曲的额妆造型一经问世，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剧更是邀请曾获奥斯卡奖的叶锦添担任总造型师，然而实际取得的效果，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期望相去甚远。导演李少红曾表示:这些造型的确与我们当初希望赋予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新意，做到曹雪芹原著亦真亦幻、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中创造艺术化氛围这一初衷是吻合的。

从导演和造型设计师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创作者的最终目的，是想借额妆这一造型来突出剧中人物的虚幻色彩和朦胧美感。额妆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昆曲，导演和造型师也是想借昆曲华美的东风吹起《红楼梦》的虚幻之气。

但昆曲的梦幻不是靠额妆一个元素完成的，戏曲的唯美境界要靠舞台、布景、曲调、演员等元素的共同结合才能得以展现。可能正如叶锦添所言:我拉了昆曲最浮面的那一层皮，那一层美感，来做红楼。他是拉了一层皮，但他也只拉到了一层皮，那薄薄的一层皮掩盖不了皮下灵魂的血肉，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红楼梦》的梦和幻，是由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女蜗补天、黛玉葬花、，是远非一个额妆就能展现的。相反的，额妆不仅不能美化剧中的人物形象，还对刻画人物个性起到了模糊的作用。

小说中曹雪芹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这也是《红楼梦》最摄人心扉之处。试问，谁会由纤细瘦弱、敏感心尖联想到薛宝钗?谁会认为剔透丰腆、藏拙守愚的是林黛玉?刁钻狠毒、机灵泼辣更是除了王熙凤还会有哪个第二人选?所有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只有这一个，认真欣赏《红楼梦》的人绝不会混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额妆却将这份独一无二性大大的削弱了。额妆在戏曲中的运用主要是修饰人物脸型，特别在男性旦角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作用。

现在人人头上都顶了几片铜钱装，让人挑花了眼看晕了头，纵然演员的.表演再到位，个性的独特还是被模糊了几分。人物的个性塑造是否成功的评判关键，不在于她穿了什么衣服化了什么妆，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是否神形兼备。当然令人悦目的外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些许掩盖表演的不足，但新版《红楼梦》中部分演员的演技本己惹来不少质疑的声音，创作者还给每个人贴上程式化的额妆，无疑是抹煞人物的个性化设计。与其费尽周章搞一些外在的累赘物，还不如在演员的表演功力上多下点苦功。

第三章结语

《红楼梦》历经了两个半世纪的风雨洗礼，从最初的文学瑰宝增殖到如今各个艺术领域的全能王，影视语言对名著的改编令文学巨作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广泛的传播效果。电视剧所完成的《红楼梦》在艺术传播形式上的转变，不仅传承了《红楼梦》的精神文化和艺术价值，更在观众接受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美学意义。正如本人在时代性与历史性中得到的论证: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化语言和审美情趣。我们判断一部影视剧的好坏不能单一的用某一阶段的审美情趣来定位，上一时代的非议或许成为了这一时代的经典，这一时代的无稽说不定就会成为下一时代的标杆。

随着影视技术不断的进步，文学名著也不断被改编，这不仅肯定了古典小说在每个时代都有崇高的艺术地位，也说明了古典小说在每个时代不同的影视语言中都难免有些遗憾和坎坷。正是因为这份无法完美的完美，才督促了一代又一代影视艺术者孜孜不倦、前赴后继的为发扬我国文学经典的著作而不断的努力、奋斗。一部名著会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而被发掘出不同的价值，只有不断地创新，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加深理解，才能让我们在有物可比，有据可依的情况下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

红楼梦小论文篇三

首先我让他们自己借助课文下面的注解和工具书自己初步阅读感知课文内容。

读了几分钟后全班一起朗读(他们边读的时候我把他们读错的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在一起更正读音)。更正之后我再带他们朗读一篇课文，紧接着让他们自己在朗读几篇。这样他们就会对课文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便于他们更好地学习课文。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带他们多读文章，这样不仅能熟知课文内容，而且还会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

接下来就是对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掌握课文内容。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我只简单的说一下。对字词和课文内容我讲的比较详细。我先让他们自己翻译课文，把不会翻译的作上记号(在学习时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等时间到了我让每个小组派一个代表一句一句讲解课文内容，由于文章内容有点长我让他们一段一段来学习。如果将的内容太多我发现对农村中学得孩子来说要他们把那么多的内容记下来就有些困难，他们消化不了。我把每段里面重要的词语句子要他们做上记号，再让他们当堂把这些内容记下来。过几分钟后我在检查他们学习的情况，真的和我预想的差不了多少。我觉得人有了压力之后才会有动力，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掌握文章内容效果还可以。我真的很开心他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感到很欣慰。学完文章内容之后，我马上进入第二环节提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学生归纳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待学生回答之后便明确答案(寻找石兽的故事)。接着问他们课文中讲了他们用几种方法来寻找石兽的?然而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回答的不是太好，他们都只找到了三种，他们都把第一种给漏掉了。最后又问学生他们是怎样找到石兽的?学生马上回答是根据老何兵提供的线索在河的上游找到石兽的。

文章的最后我问学生从他们寻找到石兽这件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回答的就不是很全面。

对于这篇课文我觉得自己在教学生朗读和让他们课文重要词句这方面做得还可以。他们之后做这课的习题时很多学生都不用看书，这点值得我高兴。在课文提升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好。以后自己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对于学问是永无止境的。只有不断给自己充电，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我一定会不断的学习，是自己越来越优秀!

学习文言文有一定的难度，教学时要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再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多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好方法。第一步先读通，第二步读熟，“熟读百遍其义自见”，熟悉了课文之后，再逐字逐句的解释词语，让学生知道文言文的许多词义和现代文是有区别的，还要让学生知道古今词义的不同解释，所以我的第一节课主要是以读为主，先处理好字词和解释，把基础的知识弄扎实，接下来第二课时再根据课后注释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深刻涵义。重点分析几个人物的不同看法，到底谁说的正确，为什么正确?这就要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去思考。因此，第二节课上课前最好和部分学生沟通交流，学生不理解的道理可以问物理老师，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制作课件演示，所以安排两节课，就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去主动学习，主动探究生活中的现象，这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潜移默化的被激发了出来，最后揭示故事的道理就很容易了。

红楼梦小论文篇四

摘要：《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伟著，其中所写礼节，正反映了清代前期社会上，尤其是封建贵戚之家，旗下官吏家庭十分重视礼节的情况。

也反映出了诸多社会意义。首先则是封建时代森严的的等级制度；其次是代表性地反映出明清时的审美倾向，以及当时社会满汉文化的交融。

关键词：礼仪社会意义等级制度审美倾向满汉文化交融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他的彩笔和椽笔，使我们历历如绘，栩栩如生地看到了我们中华人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吃饭，如何言笑逢迎，如何礼数相接，如何思想感发，如何举止行为。尤其是封建贵戚之家，旗下官吏家庭，十分重视礼节的情况。也反映了诸多社会意义。

首先，最突出的反映则是封建时代森严的等级制度。

封建社会必然存在不同的等级，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则导致并维持乃至加深这等级，并深刻地体现出来。在《红楼梦》中即是如此，诸多礼仪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体现。

在宴席上，先是在坐次上分上座、陪坐、下坐，或分主座客座；上菜次序也是按辈分等级的。如第四十回写“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而且用饭时主、奴更要分清。主、奴更要分清。

主、奴之间也都要遵守封建礼仪。即使主奴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即使在无人时也不敢十分僭越。如第十六回贾琏、凤姐在房中吃酒，贾琏乳母赵嬷嬷进来，让上炕吃酒，“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就在炕沿设了一几，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贾琏拣肴馔与她，放在桌上自吃。

又如第五十五回写平儿陪凤姐吃饭，凤姐先说：“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后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吃饭”。

行动坐卧都要受到礼法、礼节的约束、节制，等级界限亦很明显，不能错走一步。走路时的礼数，大抵随长辈走路应很好跟随，不能僭越，等级高低亦如此。《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写“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另外，奴仆，丫鬟随主人走路，自应后面跟随，非主人命令，不敢擅自离开。如第三十一回写湘云来大观园，“众奶娘丫头跟着……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因回头说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众人应了，自去寻姑觅嫂，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如出门行路，或出远门，则情形也不同，按不同身份，不同情况安排。

其次，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审美思想倾向。

《红楼梦》以它艺术上巨大的'包容性，确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特别是审美思想上独到的地位。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它为明清美学基石上的摩天大厦。从书中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特征，它代表了封建文化最高的审美价值。

明清文化的服饰文化的特点是，处于封建末世专制社会，更趋向于崇尚繁丽华美，趋于诸多粉饰太平的祝福之词，将这些吉祥词施之于图案之上，增加华贵的审美氛围。特别是清代服饰，更追求繁缛的艺术样式和风格，形成了在服饰用料、饰物等崇尚精致细密之风。这也与清代织业之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在第三回出现在林黛玉眼中的服饰是：“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绿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色起花八团倭缎穗”。而且曹雪芹笔下的色彩写得繁美亮丽，俗话说：“绣花容易配色难”，色彩是专门的学问。单一绿色，由深到浅叫的出名称的有四十多种，新的变化还不算，一个好绣工，首先的技艺就显示在配色上，然后才是针法。在服装颜色上，不只反映了配色不配色，美不美，也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时尚。著衣的色彩也有不同，喜庆凶丧要有区分。

如穿素服到喜庆场合中，或穿大红喜服到丧葬场合中，均为失礼。而且居丧之家素服，守寡之人素服，不但衣着素，且不事脂粉，如李纨的装扮。

另外，反映出当时社会满汉文化的交融《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红楼梦》既继承了汉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融入了清代北京满族的文化精神，并由此吸收满族古代的同样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满汉两个民族文化的融合，在《红楼梦》中有极明显的表现。

在贾府贵族的饮食生活中，有许多满族的习俗。贾宝玉吃茶泡饭时就“野鸡瓜子”，贾母吃稀饭时就炸野鸡肉，芦雪亭咏雪时“大嚼烤鹿肉”，都反映出满族喜爱吃野味的民俗。这种喜好吃野味的习俗，与满族历史上的狩猎传统一脉相承。在乌进孝缴纳贡租的帐单中，野味是占了很大比重的，这也说明贾府喜爱吃野味的习俗。据爱新觉罗·瀛生等人著《京城旧事》中说“清帝居住在北京皇宫里，但几乎天天吃关外贡入的狍、鹿、野鸡、鲟鳇等野物。……吃野味是狩猎者的传统习惯。物来京出售，旗人家也普遍食用。”其中所说，清代京城满族喜汔“关外的野味”的习俗与《红楼梦》中贾府豆食野味的习俗，是相互印证的。

《红楼梦》问世后，也首先在满族贵族中得到反响，所以能迅速引起满族贵族的共鸣，这也说明它与满族文化的息息相关。说贾府是清代满族贵族家庭的典型，因为其日常生活习俗的原因。

例如，满族以小姑为重的习俗就得到鲜明的反映。如第三回写黛玉进府第一次吃饭，说得最表楚。贾母是家长，居中，黛玉是客，坐上首，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陪坐，坐定。然后李纨捧杯，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随后王夫人坐下位同用饭，李纨、凤姐立在案边布、让。

按满族礼数，姑娘未出嫁时，在家中地位最娇贵、最高。

《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史上的巨著，不仅深远地影响着后来，更为我们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清前期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1]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2]邓云乡：《红楼风俗谭》[3]《红楼梦学刊》，第四辑，第二辑。

[4]爱新觉罗·瀛生等著：《京城旧事》。

[5]《清稗类抄·风俗类》。

红楼梦小论文篇五

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的绥宁、通道两县旧属古苗疆，主体民族是苗族。自秦至唐宋，湘西南为“五溪蛮”地。明清以来，史称绥宁、城步为“苗疆”或“苗疆要区”，直至清朝中叶仍未划入“省地”。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民族歧视，湘西南苗族大多逐渐接受中原文化而衍化成“熟苗”。“熟苗”和“生苗”同是苗族不可分割的两大组成部分，但就文化特征而言，“熟苗”文化既不是地道的纯苗文化，也不是汉文化，而是一种既保留苗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渗透着中原汉文化成分的一种“杂交文化”。因此，对“熟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苗族文化的源流和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则为语言的内涵，二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正如罗常培先生在《中国人与中国文》中所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因此，以湘西南苗族(熟苗)语言为视角，可以让我们透过语言现象了解湘西南熟苗文化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平话”是湘西南绥宁、城步青衣苗话的自称(城步青衣苗有自称“人话”的，但和“平话”同属一种方言)。现代苗族“平话”是一种已经基本汉化，但仍残留下一些苗语底层的少数民族汉语，它本身就是湘西南苗族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本文旨在通过对“平话”词汇的调查研究，从中窥探湘西南苗族社会的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心理，正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恩伯所说：“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者词汇上。”本文的语料一是来自笔者亲自调查的绥宁关峡苗族乡“平话”词汇三千余条，二是来自李蓝所著《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一书的词汇部分。下面我们将从地理特征，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及民族心理等几个方面谈谈苗族“平话”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一、地理特征

绥宁、城步地处雪峰山脉南端，南岭山脉北麓。境内崇山峻岭，溪河纵横。境内属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夏少酷暑，冬少严寒，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以绥宁为例：县内森林覆盖率高达68.3％，居全省之首。清同治版《绥宁县志》“物产”中载有林木和林下植物143种。苗族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对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体察和认识。例如，作为全省17个重点产竹县之一，“平话”中对“竹”的命名尤其丰富，有：水竹、桂竹、苦竹、实心竹、方竹、箬竹、箭竹、凤尾竹、红竹、紫竹、桃竹等，还有观赏价值很高的金竹、花竹、佛肚竹等。俗话说“靠山吃山”，丰富的林木资源也成为老百姓日常起居中热量的来源，据李蓝提供的城步青衣苗人话中对烧火取暖的“柴”的命名就有上十种，如：枞柴、白油(白杨)柴、桑柴、杨柳柴、桐叶柴、桃柴、李柴、樱桃柴等等。

森林茂密，溪谷幽深，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出现在绥宁、城步苗族“平话”(人话)中关于野生动物的命名也比较丰富，例如哺乳动物有：野猪、老虫(老虎)、火辣婆(母老虎)、猴、熊、刺猪(刺猬)、豹狗、黄鼠狼等等，爬行动物中仅蛇的命名就有十余种：五步蛇、百步蛇、乌梢蛇、眼睛蛇、油麻蛇、大碗蛇、竹叶青、烙铁头、两头蛇、五锦蛇、秤砣蛇、枯烂蛇、赤链蛇、臭蛇、水蛇、鸡公蛇、猪崽蛇等等。可见，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已经渗透并丰富了苗族“平话”词汇。

二、生产、生活习俗

清雍乾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但对苗族地区的风俗改良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舅霸姑婚的风俗遭到禁止。咸丰、同治以后，清朝进一步实施对苗族的同化政策，一再申令无论生苗、熟苗，一律剃发，改变肤色。各地苗族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湘西南绥宁、通道、城步等地，苗族男子的服饰与当地汉人没有什么差别。民国以后，女子穿裙子的越来越少，穿衣裤的越来越多。苗族男子也不再留发椎髻，不再戴耳环。察今之湘西南苗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已与当地汉族无明显区别。

温端正先生()指出：“旧的民俗消失了，总的趋势是反映这种民俗的方言词语也逐渐随之消失。事实上，一些方言词语有时并没有随着民俗的消失而完全消失，它们比形成它们的民俗更具有稳固性。”湘西南苗族“平话”也有一部分词汇保留并反映了当地苗族已经或正在消失中的一些生产、生活习俗。

例如，过去，城步、绥宁苗民在农闲时，常结伙上山打猎，称为“打山”、“赶山”。打猎时，先敬“梅山神”，围猎之中，一切联络均以梅筒为信号。打得猎物后，按“见者有份”的原则进行分配。第一枪打倒或第一刀刺中野兽者分兽头和兽皮。兽头的砍法是将兽耳向后压倒，于耳之所到之处砍断。补枪者可比一般猎手多分一斤兽肉，称“分枪口肉”。项圈肉也分头圈、二圈。先寻获猎物足迹者，可得四足。其余参加围猎和在场见到的人，按人数平均分配，即使妇女抱着小孩路过见之，也要分给两份。现在，由于国家环境保护法的贯彻实施，猎捕活动逐渐减少，上述保留了古代遗风的民俗词汇也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淡出了。

又如，清代和民国时期，湘西南苗族青年男女有“跳月求偶”、“跳鼓择对”、“对歌恋爱”、“草标幽会”等求婚形式，解放后，随着新婚姻法的实施和青年男女接触的形式日趋多样化，上述形式已经逐渐消失，那些与旧民俗联系的词语也只有少数上年纪的老人还依稀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