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得失心得体会篇一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之际，偶然读得吴晓波著作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受益匪浅，不仅重温了中国经济发展史，感叹前人智慧，更搭建起我认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框架体系。
改革涉及到的三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税收)、货币和土地，好的改革要处理好这三个方面，从税收上来讲，明税容易反对，暗税则容易被接收。国家对上游资源、生活必需品、土地、货币的控制措施，历次改革都想出了很多措施和办法，总的来说各方在利益博弈中通常是政府胜出，最终又造成权贵经济，剥夺国家经济活力，并逐渐走向衰亡并转向重新分配的轮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文中很多观点也可为当今中国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列举一二：
一、要改革，先要解放思想。齐国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中游，属地处偏远小国，但正是由于管仲最先突破观念，积极实施变革，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同样的得益于民众及地方官员的思想开放，属地僻人穷之地的温州等浙江南部地区，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公布了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创造性地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温州。
二、防止资本脱实向虚。中唐后期，民间工商资本的主要流向为：奢侈消费、交通权贵、购买土地、放高利贷、囤积钱币，五条出路均是进入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最终导致经济活力的衰竭。因此，若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总之，该书不仅史料丰富生动，并且有严谨的学术逻辑及分析框架，读来可以拓展思维，加深思想，实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和收藏的简明“中国经济史”。
得失心得体会篇二
李叶波
根据安排，今天由我来进行学习分享，近一个多月以来，到上个礼拜才断断续续地看完经济作家吴晓波写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可以说这本书内容博大精深，但形式上又新颖别致，以讲历史故事般的方式来评判经济变革的得失所在，很值得一读。但本人限于学识水平，所读心得过于粗浅，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作者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到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唐代刘晏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清代李鸿章变法，再到民国孔宋变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陈云变法、朱f基变法等等，通过对中国经历的这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进行分析，他从中发现，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30中国经济史，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史上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之外，还存在一个经济改革的“鬼打墙”: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就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断轮回。
该书中个人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对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并首创“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特别是他的“寓税于价”的手段更是高明，他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以达到“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在当时社会，管仲的这种超出常人的经济思维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可以说，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由于缺少对优秀文化的批判吸收，改革之初未加强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因而也出了现信仰缺失、盲目拜金的现象，导致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并且很多人将这种不健康的因素无极限地放大，将个人对社会的不满极端化，进而危害社会。因此，才有了我们现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内需等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有在发展中不忘反思，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才能更良好、更健康、更持续地发展。
得失心得体会篇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历史必然，因此历史永远是在两个钟摆极限间徘徊。而中国经济变革的极端则是极度中央集权和极度市场化，也就是大政府小市场和小政府大市场两种情况。
针对两种极端情况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间的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其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
极度中央集权，首先意味着军力支配上中央政府远大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上中央政府远富庶于地方政府。这样的配置往往要求中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高度的国有专营制度和高度的思想统一。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商鞅变法时代、汉武帝变法时代、王莽变法时代、王安石变法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
极度市场化，则意味着民间资本活跃，工商阶级力量庞大，思想自由，此时往往中央羸弱，地方强势。这样的配置首先体现在中央政府放权，民间商业交易顺畅，税收方面也体现了宽税基、低税率的特点，因此藏富于民是这个阶段比较鲜明的特色，但因为中央政府的羸弱往往也导致军力不足，在军事实力上呈现弱势的特点。这样的钟摆极端出现在管仲变法时代、贞观之治时代、宋朝、民国时代。
和钟摆一样，当摆锤处于两端时速度为0，但加速度不为0，此时的社会状态往往是稳定的，但却是历史变革的拐点。
极度中央集权，就像钟摆左端，武帝的武力盛极而衰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极度市场化，就像钟摆右端，唐宋两朝的民间资本活跃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但历史不是永远处于钟摆两端，更多的时间是在运动过程中，此时的不稳定性更甚，因此也就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而若整体配套体制和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话往往会导致更甚的乱世，也会导致改革的失败。
王莽变法是其中一个典范，以外戚身份夺权，获得皇位并企图效仿桑弘羊，开创武帝盛世之况。在政策上，王莽推崇的是极度国营专政，用强势的政策去推动财富的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因此在王莽继位后，盐铁专营，物价管制、币制改革、土地改革蜂拥而至，密集且频繁。
盐铁专营/物价管制扩充了中央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富了国而穷了民，降低了市场的市场配置能力;币制改革则更甚，密集且不合理的币制改革使得政府背书信用扫地，私铸之风兴起，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市场交易不畅;土地改革则动了根本，土地国有化摧毁了世族集团，使得根基不稳，但土地均分的平均地权思想又无法顺利实施，导致政权不稳。
对比武帝桑弘羊时代，王莽时代缺少文景之治的积蓄，此时民间积弱，生产力的提高是当务之急，盐铁专营/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只是财富再分配，对提高生产力没有丝毫益处，因此这些改革只是拳头打到棉花上，一场空，失败自然也是在所难免。
宋朝则是另一典范。不同于其他几个朝代，宋朝存在几个鲜明特色：一是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这也带来了宋朝在商业上的极端自由，贸易大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匹配着贸易的发展，买扑、钞引等极度超前概念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与之匹配。但官商结合导致的是极大的贫富差距和权贵经济，这使得中央政府羸弱，兵力不济，备受其辱。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一切过往的历史都是为了现今服务的。
从1949年建国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两个过程。
在市场经济时代，高度国家计划(资本市场管制、生产资料管制、流通渠道)使得那个时代极度匮乏的生产力迅速大幅提升，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初具规模，但这个过程过于强调国家的调控和计划能力，也过多强调了均贫富的概念，这罔顾了市场配置能力和人民积极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经济在初期大力发展了生产力，而在后期则限制了生产力。
而后在1978年进行了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上日程，各处都是改革的声音。改革的意见主要有两派，一是企业主体改革派，推崇股份制改革，二是整体协调改革派，分离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区分对待;而最后也没有得出结论就迎来了物价闯关的失利，带来重大打击。
而在这过程中，带来的另一产物就是双轨制。双轨制带来了极大的权利寻租，这给改革开放后期的物价紊乱和腐败埋下了腐败的种子。
在经历了物价闯关这一失败之后，朱相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改革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主要有五大内容：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本介绍下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为取代财政大包干制度，重新定义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设置了两者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至于合理与否则有待商榷。对于分税制改革，有几个重要的点。首先，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和关税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权在中央和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成。
分税制改革带来了两个弊端，其一是为了补贴地方财政，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后续的土地财政留下了隐患;其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明，地方承接少部分收入，但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中央接纳了大量收入却只承担少量的支出，同时在转移支付制度上不公开不透明，权利过于集中，导致后面的跑部钱进等情况发生。
2)打造三驾马车
此外，在这次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国退民进”，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将国有资本收缩到产业上游和一些战略性产业，通过私有化小型国企达到市场化目的。此举有利有弊，一方面化解了98年的困局，但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肥了当时一众接手人。
金融危机时则迎来了另一个节点，四万亿计划。为挽救当时的颓势，大力发展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获得大量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处于劣势，使得“国进民退”现象再次发生。
分税制也发生了部分改革，补偿了地税。增量企业应缴纳增值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征收;应缴纳营业税的，企业所得税由地税征收。
而到了目前这个节点，“国退民进”这个进程有望再次发生。“国退民进”的表现体现在：
1)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贷款也倾向于向小微企业倾斜;
2)营改增改革，降低税率，实行宽税基，低税率政策，让富于民;
3)精简中央部门，放权地方。
书本内容大致到此为止。
结合本书内容，对当下的经济政策做个分析。
第一，“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紧缺，地方政府极度依靠土地出让金来补贴地方财政，因此也部分导致了后来的房价不断推高。货币增发、gdp发展和土地财政政策都是房价推高的原因，其中土地财政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
后期如果通过其他税收或财政制度补充地方财政，使其不依赖土地出让金生存，则有望将摆脱原本分税制改革的弊端。
第二：“营改增制度”
原本在税收方面，在各个流通环节都存在大量的逃税漏税以及反复增收的情况。为了有效宽税基，查明税收，降低税负，推出了营改增制度。
营改增制度因为存在抵扣，能够避免重复征税的弊端，实现了“道道征税，层层抵扣”的目的，降低企业税负，也摸底了全行业全环节的税收情况，有利于后期定向减税。
营改增改革过程中，增强了国税的财税掌控权，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为了找补地方税收，改变了原本分税制的分配比例，将增值税的中央和地方分成从75:25变为50:50。
第三：定向降息降准
目前推行的定向降息降准有望降低地方企业的压力，为民间资本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形成“国退民进”的形式，完成从“大政府，小市场”往“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第四：mlf/slf/lpr
原本通过mlf/slf政策调控长端利率和短期利率，但这两种操作方式是将利率整体一刀切，无法做到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避免低利率推高房价的弊端。因此在今年推出了lpr政策取代mlf/slf。
lpr政策的优势在于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定向控制了房贷利率，通过加基点的手段将实体经济和房贷利率区分开，有效避免了脱实就虚，资金空耗的问题，在不推高房价的前提下增加民营经济的实力。
第五：消费税改革
最近推出了《关于实施更大规模降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目前具体方案还没确定，需要等具体草案出来才能确定。
其中最可能是有两个变化。
二是消费税的存量部分核准基数，仍划归中央，增量部分划归地方，这就给了地方动力促进消费。
至于具体等后面草案出来后再看。
得失心得体会篇四
在拜读了吴晓波先生的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后，心情澎湃。在中国经济变革的漫漫长路中，发生了如此众多影响后世的经济变革。或成功，或失败，都是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无价的财富，为后世经济变革指出了方向，避免后世重走弯路，甚至引发经济社会动荡而导致社会的全面倒退。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历史长河中能够找到对应的标本进行借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变革的先锋中，有几位名人对我影响最深，使我对他们有了更新的认识。例如战国时期的管仲，秦代的商鞅，汉代的桑弘羊，新朝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等等。正是他们一代代不断的探索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初识他们时，是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当时觉得他们是各个朝代中有名的人士，有的是国家上层人士，有的是诗人。现在看来，他们更多身份是当时经济社会的弄潮儿，是风起云涌的变革者，为当时社会及后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变革者本人却遭受了迫害。商鞅被车裂，王莽被砍头等。这可能就是变革者本身要面临的抉择吧，毕竟他们站在各个对立集团的风口浪尖上，不可避免的卷入矛盾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矛盾的牺牲品，有些变革者甚至不被大部分人理解，被唾弃，名誉扫地。因为，综观两千年，变革从来都是一次次权力、利益的再分配，很难平衡，是四大利益集团的角力，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迈入高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突飞猛进，gdp不断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在成为世界第二，并仍然稳步向前，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曾经有学者计算，在2030年左右将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个成绩，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会觉得无比的自豪，毕竟1前我们是多么的落后，被人欺负，没有地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多么的不易呀。为什么我国能有如此的成绩，我觉得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毛主席曾对秦代的商鞅极为推崇，那句“百代都行秦政法”则是对商鞅的遥祭。而第一代经济领导人陈云更是在解放初期，将上海的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稳定了市场。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熟悉，洞悉朝代更迭的诱因，以及了解历代繁荣盛世的举措，才能更好的对当时进行正确的变革。“打土豪，分田地”，将无产阶级调动起来，“均富”的观念深的民众的支持，最终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经济方面，根据国家的现状，初期采取计划经济，稳定社会。后来根据发展的需要，采取重要行业国家战略宏观调控，稳定社会，其他行业釆用市场经济来繁荣经济的举措来实现国富民强。
站在新时代的路口，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内部也充满各种矛盾，领导者仍然需要紧密关注发展状况，历史轮回的难题。使中国能够永久站在世界之颠。
得失心得体会篇五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