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加缪诺贝尔奖发言(实用5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昨日，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巴基斯坦17岁少女获得该奖项。马拉拉在7月12日生日当天站在联合国总部并发表讲话，表达了她对“马拉拉日”的看法。以下是演讲稿网为您搜集整理的《2019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联合国演讲稿全文》。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义。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长辈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愿你们平安(assalamu alaikum)。

继一段漫长时日之后，今日我很荣幸能再次发言。能在此与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也很荣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贝娜姬·布托 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的演讲。我不知道人们会期望我说些甚么，但首先，感谢真主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谢每一位为我祷告冀望我快速康复和新生活的人。我无法相信人们向我展现出如此多的爱。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份问候卡和礼物。感谢所有人。感谢孩子们，他们天真的话语鼓励了我。感谢我的长辈，他们的祈祷让我变得更坚强。我要感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阿联酋政府的医院里照顾我，帮助我恢复健康和重获力量的护士、医生和职员。

我全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领导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还有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会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谢他们持续提供的领导能力。他们不断地激励我们作出实践。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记得一件事：马拉拉日不是属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属于曾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数以百计的人权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不仅为自己的权利发声，同时也努力去实现和平、教育与平等之自我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数百万人因此而受伤。我只是其中之一。为此我站在这里，一个女孩，于人群之间。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那些无法让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说话。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他们能和平居住的权利。他们能受到尊严对待的权利。他们能享有平等机会的权利。他们能接受教育的权利。

亲爱的朋友，在2019年10月9日，塔利班往我的左额开枪。他们也射杀我的朋友。他们以为子弹将会让我们沉默，但他们失败了。那一沉默中响起了成千上万的声音。恐怖分子以为他们能够改变我的目标，阻止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生活没任何改变，除了：已逝去的懦弱、恐惧与无助。坚定、力量与勇气诞生了。我还是同一个马拉拉。我的理想依旧。我的希望亦如故。而我的梦想依然不变。亲爱的姐妹兄弟，我不反对任何人。我在这儿演讲也非出于报个人之仇而对抗塔利班或其它恐怖组织。我在这儿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发言。我希望塔利班、所有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儿女都能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杀我的塔利班成员。

即使我手上有支枪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会射杀他。这是我从穆罕默德先知、耶稣和佛陀身上学得的慈悲。这是我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学得的变革之遗产。

这是我从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学得的非暴力哲学。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得的宽恕。这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的：爱好和平，爱每一个人。

他们以为真主是个会把枪指向去上学的人的头部的微小保守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巴基斯坦是个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普什图人(pashtuns)要他们的女儿与儿子接受教育。伊斯兰教是个推崇和平、仁善与手足情谊的宗教。让每位孩子上学是它的义务与责任，伊斯兰教是这么说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阻挠了孩子就学的机会。我们对这些战争感到疲倦不堪。女人与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饱受受折磨。

在印度，无辜与贫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亚许多学校惨遭摧毁。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年轻的女孩必须做家务童工并且在年幼时就被逼迫结婚。贫穷、无知、不公、种族主义和基本权利的剥夺，是男女都得面对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关注女性权益和女童教育，因为她们承受最多的苦难。曾经，女性活动家要求男性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次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不是在告诉男性不须再为女性权益发声了，我是在关注女性的自主独立和为她们抗争。那么，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现在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领袖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以支持和平与繁荣。我们呼吁各国领袖所有协议必须保护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违背妇女权益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确保每一位儿童能接受免费和义务的教育。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保护儿童让他们免于暴行与伤害。我们呼吁先进国家支持并扩展女童在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呼吁所有社区心怀宽容、拒绝基于种姓、教义、派系、肤色、宗教或议程的偏见，确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让她们茁壮。当我们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碍我们无法彻底取得成功。我们呼吁处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来，去拥抱她们内心的力量，去实现她们的最大潜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们要求学校和教育。我们会继续旅程，向和平与教育的目的地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会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我们相信发自我们话语的感染力与力量。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变全世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为教育事业团结奋斗。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那么让我们利用知识这一武器自我激励，让我们通过团结与友爱自我保护。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也非常荣幸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演说，我多少觉得有得诚惶诚恐。人们觉得这类事情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且顺其自然，可是对于一个作家——至少是小说家而言——演讲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就像学校课堂里区别书面和口头作业的差别，小说家更有写的才华，而不是说的本领。他已经习惯了保持安静，他演讲起来会吞吞吐吐，因为他早已习惯把自己的话删掉。在几遍的修改之后，他的表达可能变得明朗。但真的发言时，要修正那笨拙的语句就手足无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演讲时一会儿踌躇迟疑，一会儿流利飞快好像我们等着随时被打断。这也是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在童年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大人们会读你写的东西。也就是以那种方式，他们才会静下来听你说，也不会来打断你。同时，他们才会真的了解你的心声。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如梦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得无知，而读者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说家永远成不了他自己的读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时删掉手稿的语法错误、重复或者多余的赘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书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画家在天花板上画壁画一样，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细节，距离太近，就没有作品的整体感。

写作是一项奇怪的、孤独的活动。在开始写一部长篇故事的头几页总有叫人沮丧的情绪。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在一条错的轨道上，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调转头去走另一条路。重要的是，不要屈从于这股念头，要坚持下去。

当你快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挣脱了，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敢说，你写结尾段的时候，书会“展现”出一种敌意，迫切地挣脱你的枷锁。而且当它离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时间给你想最后的几个词。它结束了——这本书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经把你忘却。从现在开始，它会从读者那里找寻它的自我。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强大的空虚和一丝被抛弃的感觉。这也是失望的表现，因为你和书的亲密关联是那么短暂。这种不满和未完成的感觉就驱动着你去写下一本书，再恢复两者的平衡。

所以，读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宛如冲洗摄影胶片的过程。暗房里，影像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当你读小说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化学反应。不过，要维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重要的就是永远别让读者透支，不知不觉地哄哄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针灸的艺术，针要插在精确的要点上，神经系统才能流通顺畅。

我一直妒忌音乐家，因为他们掌握着比小说高级的艺术。诗人也是，很像音乐家和小说家。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写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读过的让我共鸣的话：“写不成诗的人来当散文家”。对于小说家来说，音乐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观察到的人、景、街谱成曲，这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完美。他会后悔没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没法写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个战争的孩子

诺贝尔奖宣布后用来代表我的一个短语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是战争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归功于被占领时期的巴黎。当时生活在巴黎的人想尽快忘记的地方，至少只要记得日常的细节，那些展现了他们所幻想的与和平岁月并无差异的生活点滴。后来，当他们的孩子问起当年的历史，他们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要不然，他们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时光从记忆中抹去，还有就是隐瞒一些事情，不让孩子知道。可是面对我们父母的沉默我们明白了一切，仿佛我们自己也亲历过。

被占时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样”继续——戏院、电影院、音乐厅和餐馆依旧营业。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去看戏、看电影的人还比战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让人们聚在一起避难，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可是，离奇的细枝末节都在说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样。鲜少的汽车、宁静的街道……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寂静之城——纳粹占领者常说的“盲城”。

就在这样噩梦般的巴黎，人们会在一些之前从不经过的道路上相遇，昙花一现的爱情从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见也是未知。而后，这些短暂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结果——新生命降临。这就是为何对我而言，巴黎带着原初的黑暗。如果没有那些，我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巴黎一直缠绕着我，我的作品也时常浸润/沐浴在那朦胧的光中。

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

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使人们悦目赏心?

十九世纪的诗歌里常常有天鹅——波德莱尔或马拉美的诗里都有。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世纪写的。它有着20世纪才出现的特定的节奏和忧郁。

20世纪的作家偶尔也会感觉被他们时代所禁锢。阅读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或带来一种特定的恋旧之情。在那些年岁，时间慢慢地流逝。那样的节奏与小说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为“缓慢”让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从那时开始，时间加速，断断续续地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过渡的一代。我好奇着下一代，在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和微博时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通过文学来表达这个注定每个人都会“相连”，而且“社交网络”侵蚀了一部分亲密和私密的东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赋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为小说的主题。不过我对文学的未来仍抱着乐观态度，我深信未来的作家会守护并继承衣钵，就像荷马以来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总要在作品里试图表达一些永恒的东西，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尽管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安娜穿着1870年代的裙子，我们依然觉得她离我们很近。还有诸如爱德加·艾伦·坡、梅尔维尔、司汤达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离世后两个多世纪，远比他们在世时更受欢迎。

用x光审视巴黎

那么，小说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他们需要与生活保持一点距离，因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会看不清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这样的距离不会限制作者将书中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一下就从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说人物的影子。宏观到托尔斯泰描写天空和风光，围观到他描写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闪，这种写作者将生活写入作品的天分随处可见。这种状态不是自恋，因为这种状态需要同时忽视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错过每一个细节。还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将注意力投入个人的写作，而是要达到一种澄澈的境界来观察外界，才能最终写成一部小说。

我就不冗长地叙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一定也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笔。我长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来，这让我想试图通过写小说来解决这些迷惑，希望写作和想象力能最终帮我把这些零散的线索都串起来。

爱德加·艾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馆中观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断行走的人们，唤起了对人性的关注。他选择了一个长相怪异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随他到伦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认识他。但是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着他也毫无意义，这老人并不作为个体存在着，他只是大众过路者中的一员，行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随着时间流逝，城市里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都能引发起在这里出生或成长的人的一段回忆，一次碰面，一点遗憾或是一点幸福。一条同样的街道串联起一段回忆，这地方几乎构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这里逐层展开。那些千千万万生活在这里的、路过的人们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回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泪，

我的脉搏，我童年种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

所以当我看着那些老巴黎电话本的时候，我开始想写我的第一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在这千千万的名字里，用铅笔划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放纵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新生活。你也可以从一个孤立的地址开始长期调查一场预谋。我一直对搜寻令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兴趣——“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时间的流逝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说家们的“领地”，很多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风和东京、雅尔玛·瑟德尔贝里和斯德哥尔摩。

小说看见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奖词说“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其实这样的赞誉不单单是对我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写作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特别的记忆，试图从往昔捕捉一些隐匿的、未知的，几乎在地球上没有留下痕迹的零零碎碎。当然，它们都与我出生的1945年有关。城市被毁，所有人都消失的情况让我，和我这一代人，对记忆和遗忘的主题更为敏感。

不幸的是，我觉得只有普鲁斯特的本领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对过往的追忆。他描述的社会仍旧是稳定的，19世纪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让历史在其所有的细节中重现。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的斗争中。这一层，一大堆被遗忘的东西掩盖了一切。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人类命运。

但这就是小说家的使命，在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让褪去的言语重现，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