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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篇一
;摘要：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理论也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由于他们出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有很大差别。对他们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是经济思想史的任务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一门正在推进与深化的崭新学科，是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经济现代化的观点、理论与学说的总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阐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以及他们理论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是探究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完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
首先，他们是推动现代中国三次主要变革的代表。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次比较大的变革，其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建立了共和国并为后来建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华民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这一时期国内经济并未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依然贫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开始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才逐步得到改善、才有30年来平均每年约10％的gdp增长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极大推动了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理应让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次，他们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三次飞跃。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未因为中国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中国因辛亥革命本身的局限并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无疑却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已经被大部分^所接受。所以，孙中山的思想引领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飞跃。“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基本依靠、领导阶级、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等主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领导主体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主体经济思想被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所替代，而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以，可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到1956年期间，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随后，由于片面夸大主观意志，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致使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严重的挫折之后，人民终于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启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体制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了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而且对中国现今经济发展依旧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可以称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三次飞跃。
再次，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架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具体地说，其发端应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等方面的经济理论；其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思想，这主要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是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思想，诸如“实业救国论”、“科技救国论”等等。可以说，无论从内容组成上还是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国、共两党的经济思想都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由于刚刚提出不久，其理论还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并有待实践的检验，所以它并不是经济史应该研究的主要范畴。
第一，他们所面临的国情基本一致，不同时期有些变化，但本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对国情的认识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考虑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自身理论形成的基本依据。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各自不同时期具体国情虽然不同，但是各个时期中国贫穷落后的本质是一样的。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虽历经六十余年但仍未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也要求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任何形式的革命都必须以实现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状况为目的。也就是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创立的。
第二，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但他们所面临的具体国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就导致了他们对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的认识上的差别。
断阶段，垄断组织已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提出的。
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将全部私营经济收归国有后，中国开始计划经济时代。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发展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市场在配置资源时起基础性作用，并由此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实已经证明这场改革的正确性。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的国情有了不同的变化，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自然也要相应改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找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才会成为代表人物。
第三，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有过重大失误，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重大失误不仅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由当时中国特定国情所决定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在1912年他拱手将革命政权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通过拉拢部分革命党人并以武力相威胁，使脆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荡然无存。袁世凯称帝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力反抗，随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系，中国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内部混战。关于这一混乱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消灭北洋军阀而被迫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幻想。但从本质上来讲，最终还是因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萌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足以完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度。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以后几十年的内战，是中国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主要在建国以后，在中国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后挫折便接踵而来。这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在经济方面集中表现为急于“过渡”和不适当的“高速度”。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在一些人的思想中不是被曲解，就是被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出现了极大混乱。结果，为时不久就从空中摔到地上，最终引发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使经过五年调整刚刚恢复正常运行的国民经济，又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搞生产、搞建设被打成“反动的”唯生产论。使整个经济思想领域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究其原因，还是封建主义在影响着中国。虽然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新中国，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中国的经济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再加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人的失误会蔓延至整个社会了。
邓小平一手策划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我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一改革才成就了3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只停留在经济层面，并未涉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一直影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经济上，至少有六大方面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虽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导致问题的原因却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所引起的。由于政治上权利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继续发展最大的掣肘。邓小平也曾想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改革，但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换，最终未能成形。但是人类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权力分配更加平等、财富的分配更趋公平。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们的理论既有共同点又有许多区别，但这些联系与区别都统一于历史发展之内。他们为了国强民富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又由于他们身处的具体国情有差别，导致了他们主张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与途径不一致。他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具体国情的差别而相去甚远，但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他们本身处于贫穷落后、半封建的中国，他们在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其自身的某些观点、行为也难免受到影响。
第一，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是完善学科的必然要求。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第—个资产阶级政权。他的理论主要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其经济理论主要集中于民生理论中。毛泽东是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带领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率领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以后，邓小平将国家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后便主导了中国式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他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约10％，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邓小平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轨，邓小平理论至今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作为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继续完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兴学科。
第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抓准、抓住了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完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同时也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孙中山抓住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并带领中国的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个民主共和政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由此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面，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才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第三，他们虽然都极大地向前推动了中国的历史，但同时也有过重大失误。孙中山带领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但在革命后期，他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让渡政权。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取革命果实后，复辟了封建王朝。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分裂为皖、奉、直三系，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几十年的内战。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却施行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邓小平的主要功绩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国家本应该施行计划经济，邓小平将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来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腐败泛滥、基尼系数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不公平等。这些不仅阻碍了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愈演愈烈。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不光是经济思想史的要求，而且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很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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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涵义的重要论述，抓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涵义提供了总体框架和基本遵循。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学理上揭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框架性涵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确立其理论范式，这种范式，就是人民至上、平等互利。就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而言，它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全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此，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它注重平等互利，即走和平发展道路，注重中国与世界、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发展、合作共赢。基于这种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4大支柱，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政党谋强大。
（6）世界维度上，它确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道路上的“定和”。不走和平发展道路，就难以实现确定的奋斗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强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定性到定位，经定标到定法，再从定力到定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政党等领域，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既符合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框架性涵义。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篇三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广大青年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新形势新阶段的重要论述，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世界之变、民生之变、风险之变，始终离不开的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理想初心”、须臾不忘的“民生情怀”和前赴后继的“斗争决心”。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薪火相传的“理想初心”。从“新冠精准防控、成效显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都充分说明我们党对世界发展趋势有着鞭辟入里认识，既结合世界变局，又立足国情。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不能“缘木求鱼”，要守得住初心，把“小我”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大我”之中，尽心竭力的把小事办好、大事办巧、难事办成。要有“问底思想”，既要知道“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难点，又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让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让中国式现代化成色更红。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须臾不忘的“民生情怀”。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民幸福生活的现代化，“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首先，人民生物质生活需求“离不开”以“人民至上”为关键出发点，围绕全民共富绘蓝图、做文章，聚力“群众幸福”当好考生、答好考题，确保我们“干的事”精准对接群众“盼的事”。其次，人民办事服务需求“离不开”以“人民满意”为最佳落脚点，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既不拿“我不行、我不会”当挡箭牌，也不拿“花拳绣腿”揽瓷器活，更不拿“空话套话”避难逃责，要让自己坐最硬的板凳、办最难的事、吃最冷的饭，淌最急的河，实实在在做到干一件成一件，接一件解一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才能与人民一同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赶考路。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前赴后继的“斗争决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斗争决心永不能变。要牢记“全党同志必须坚定信心，保持战略清醒，发扬斗争精神”的谆谆教诲，将闯关夺隘、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融入血脉。广大党员干部要明白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在惊涛骇浪、艰难困苦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成就的。要秉持“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的斗争精神，主动到“吃紧吃劲”的岗位上去，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群众为师、以困难为石，不断学习打磨自己，才能练就一身本领，闯过一道又一道“娄山关”“腊子口”。要展现“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斗争作风，直面风险挑战，一任接着一任干，绝不向苦难“屈服”，正是这种敢同鲸波怒浪、毒蛇猛兽“较量”的底气信心，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稳扎稳打、成果经久不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篇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涵义的重要论述，抓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涵义提供了总体框架和基本遵循。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学理上揭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框架性涵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确立其理论范式，这种范式，就是人民至上、平等互利。就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而言，它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全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此，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它注重平等互利，即走和平发展道路，注重中国与世界、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发展、合作共赢。基于这种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4大支柱，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政党谋强大。
（6）世界维度上，它确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道路上的“定和”。不走和平发展道路，就难以实现确定的奋斗目标，也难以真正实现强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定性到定位，经定标到定法，再从定力到定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政党等领域，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既符合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框架性涵义。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篇五
;摘要：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与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王毅武教授长期潜心于此领域的研究，他运用“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方法，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内在逻辑性，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26-0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
王毅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王毅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王毅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王毅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王毅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 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 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王毅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
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王毅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王毅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
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王毅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王毅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
5.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王毅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王毅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 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王毅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2. 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王毅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 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王毅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
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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