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中国近代史论文参考(汇总18篇)

时间:2023-10-30 10:08:09 作者:紫衣梦 毕业论文 最热中国近代史论文参考(汇总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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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当今症结中日关系未来。

1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2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中日关系的症结。

4.1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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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xuying。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44)。

abstractdiscussionmethodteachingisoneofinnovativeteachingmethods,itcanbperdescribestheproblemthroughdiscussionmethodinthe"outlineofmodernchinesehistory",thenecessityofteachingand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anduseoftheprocessshouldpayattentiontoinordertoenhancestudents'awarenessoftheproblemandimprovethe"outline"ofteachingeffectiveness.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2.1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2.2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2.3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3.2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3.3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1]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若干问题.教学研究,2006.2.

[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2.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参考中国近代史读后感范文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先生的经典著作,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学术的形式表达了关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翻开这本书的封面,内文插图赫然是一张著名的《时局图》,令我过目不忘。图中虎代表英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它们正在瓜分中国,这就是悲惨的中国近代情形。

1840年,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达了几百个。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许多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1900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展开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它失败了,但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性。

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先进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清政府在历经浩劫后,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政治经验的权力重臣,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民用工业,筹划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可是洋务运动在必须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甲午战争后又兴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可最终还是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不能救中国。此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随着.....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到了探索已久的正确方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不断开创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而一个国家如果不图强,整日闭门造车,轻则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出让利益,重则被分裂甚至亡国。清政府长时期沉浸在自以为是强国的美梦中,却不知西方列强早已在多方面遥遥领先,这种强弱差距造成了这样一段坎坷的历史。

勿忘过去,面向未来!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自强不息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越来越强大,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礼貌。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以往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以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可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理解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理解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向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此刻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另外,他梦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

最近翻看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薄薄的一本,所以一口气读了下去。这本书是作者赋闲汉口时,花费两个月时间一气呵成的。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它的内容肤浅。蒋先生本人是近代的留洋博士,修的历史学。或许正是他在国外学习到大量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资料,对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人物所震撼,因此他衷心地希望中国能摆脱中世纪的困顿,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这本书是他对当时的中国的深深思索。它主要讲的是以中国当时怎么一步步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要从西方的对外殖民战争讲起。因为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进步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当时是的俄、意、日国家都是在这种外界环境压迫下,走向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一直等到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让那时中国真的没有感觉到有改变的必要,有着稳定的农业经济,完全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而且在那之前两千年中国人充满优越感,因为周边那些国家确实在文明形态上相较落后。所以中国并没有在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明白他们所面对英国、法国并不是过去的蛮夷,英法等工业国家并不是到中国来朝拜进贡,而是贸易。那时的中国,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根本不知道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中国错过了其中一个外国人马戛尔尼来华提到的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此后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贸易引发战争,中国由此错过数十年发展机遇,直至两次被打败,方才有人意识到时代不同而思考改革。

中国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在被攻击的过程中完全有机会有可能转祸为福化险为夷,像日本等许多后发展国家一样大胆接受西方文明。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倘若像日本那样接受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文明,那么中国不仅会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的辉煌。历史是不会改变的,而历史的经验我们是可以汲取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谁排斥改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因此,我国正在大力倡导的创新改革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也必将永远处于进行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出卖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路线,压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致使战争全面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权贵逃亡西安。战争结束后,慈禧竟然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其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一副丑恶奴才嘴脸。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各自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北洋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交替更迭,人民苦不堪言。

可见,腐败无能、软弱透顶、闭关自守的政府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根源。

虽然清政府极端愚昧腐朽,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从反帝到反封建,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是主力军。无数次大大小小抗击外国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斗争,如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戊戌维新、打倒"洋人朝廷"的辛亥革命、反对卖国独裁的北洋军阀的斗争、要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反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专制政府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构成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雄伟画卷。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初,人民群众就与反动统治者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当封建统治者软弱妥协时,人民群众担负起了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利益的神圣任务。

中国各族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以数千万先烈的牺牲为代价,挽救了民族的存亡,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打不垮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总结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看到,近代史上每一次的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说明农民阶级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和平改良的道路不能救中国;直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它的胜利果实最后却被袁世凯所窃夺,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处境。这些失败昭示,农民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虽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尤其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学习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知识,既可以"知古鉴今"、"以史为镜",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又可以全面掌握国情,正确理解并自觉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学习和研究近代史,不仅会令每个中国人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将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激发国人强大的凝聚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无私奉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妄图"西化"、"分化"中国的顽固派仍然存在。因此,我们更要认真学习中国近代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不败!祖国必胜!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署《辛丑条约》之后,加剧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进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国际方面来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了一些反动法令,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在经济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当时的中国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怎样,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阿瑟。贾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11.10.

2、傅国涌著,《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2011.09.01.

3、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1.

4、中国新闻社著,《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09.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权思想、世界女权斗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加之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被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逐渐觉醒。最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和男性一样平等、自由的权利,不断谋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也号召中国广大的妇女纷纷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为女权发声,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体也随着思想的不断觉醒纷纷开始为自己发声,谋取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这极大的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蓬勃发展。

五四运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世界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谋取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给处在压迫中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让她们看到了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女性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积极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

2.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谋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政权利,经过不断地努力抗争,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摆脱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中国的妇女依然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她们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经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站出来深刻地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提倡女性的解放,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声,这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

3.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奠定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上还产生了需要女性的职业。此外,许多小生产受到大工业的冲击濒临破产,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工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和发展,这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经济领域获得独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虽然一部分先进之士注意到了女权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和女性解放还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人的个性等方面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封建礼教、封建纲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曙光。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性知识分子不断地与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反抗斗争,处在压迫之中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权、个性解放不断地抗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大地的深入发展。

五四时期是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上对女性经济独立、政治参与、个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恋自由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1.政治参与。

女权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要从女性的经济独立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夫为妻纲”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锁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养活,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要想实现女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使女性获得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实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实现其他方面的独立打下基础。因此,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女性被唤醒,意识到了实现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会上的职业都要允许女性加入的声明,那些被女权思潮唤醒的女性也在《妇女声》上发出了“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内心深处最迫切的呐喊声,来争取实现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一直处于长期空白的状态。梁启超曾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使广大女性能够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教育的发展,但“贤妻良母观”存在着局限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实现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胡适、李大钊、徐彦之、邓春兰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兴女学,实行男女同校,让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当时的进步之士认为,“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群体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封建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谋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扫清障碍。在男女同校的主张下,许多大学纷纷向女性打开大门,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22年,全国大学共34880人,其中女性为881人,虽然女学生的人数不多,但这是挑战传统、实现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上迈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国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以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一直遵守着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等原则,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言,女性的活动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说是在男性背后的,她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思潮等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呼吁“社交公开”。1919年4月15日,杨潮生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主张。其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也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社会交往权,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对出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获得其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这种男女平等、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男女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热潮。

5.婚姻家庭的变革。

五四时期,在女权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势下,变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视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姻家庭中女性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了旧的贞操制度。自封建社会以来,传统的贞操制度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一枷锁,无数女性也为它失去了无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发表《贞操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等文章,掀起了对封建传统贞操论的批判热潮。

其次,五四先驱们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制度,男女皆有恋爱的自由,有权选择自己幸福,只有恋爱自由,才能“破坏旧社会一切伪道德,恶习惯”[5],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制度是束缚、压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笼,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没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新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躏的情形,号召女性站起来打破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陈独秀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中还讨论了继承权的问题,其主张应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思想,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继承权。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从资产阶级的女权、民主思想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和先进的“天赋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着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来指导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6]他陆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女性解放问题,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因此在五四制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也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2.思想宣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启蒙解放,对封建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不断分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同阶级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此情形下,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还有“工读互助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逐步在发展壮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流派。关于女性解放的道路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实现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转而接受社會主义,由于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探讨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些流派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讨论上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进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发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上的深刻性。

陈独秀将女性解放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论,将女性解放问题当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这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转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女性解放,并将女性的解放重心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解放理论,提出了“联合妇女”的思想,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中国的女性群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的礼教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女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谋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开创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梅生.妇女参政的重要[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3]胡适,胡适时论集[m].//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茅盾.茅盾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世衡.中国女性问题讨论(第4册)[m].北京:新文化出版社,1923.

[6]陈独秀.陈独秀文献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

[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百年中国》观后感重温百年历史,中国经历了从屈辱到自豪、从贫弱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心情也从沉重到舒缓然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被外国列强入侵分割领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神州大地哀鸿遍野,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经济一片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会将在中国举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世界的神经,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

时间的灰烬铺平不了列强铁蹄碾过的道道划痕,漫天的黄沙掩盖不了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幕幕史实,湍急的碧波荡涤不了抛洒在历史长河中的沽沽热血。

风云世纪,百年中国,穿梭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隧道,听着那风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开那血腥淋淋的层层面纱,几阵悲痛夹着几许哀愁;看着黑暗里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感受着那弯曲背影里隐藏的无可奈何,听着那战争年代下一曲曲的国民悲歌,几番警醒混着几丝悲凉......一百年前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写下了史上最为耻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国垂帘听政的第一人,是她让清政府一步步迈向了落魄,走向了灭亡。在她之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于不顾并且还毫不犹豫的答应履行各国列强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政策,还能欣然说出“量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可曾想过她会成为历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传千古而是遗臭万年?就因为她,美利坚军队可以明目张胆越俎代庖地在气势雄伟的紫禁城里练兵,德国骑士可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搞骑射比赛,并且用的是中国的毛驴,各国公使可以很舒适度地坐在金光闪闪的皇宫大殿的龙椅上拍照.....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惨状,却又如此真实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这百无聊奈之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业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枪淋雨弾的最前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广大农民运动也纷纷发动起义战争,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的铮铮铁骨,铁血丹心会永远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

天空的阴霾给华美星空罩上了一层亘古不变的历史的忧伤,眼泪下的海也流淌着昨天伤痛的回忆,历经了历史的考验,迎接过风雨的洗礼,中华民族如今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它的文话,展现它的风采,用无数欢颜的泪水与闪光的智慧震撼着梦想的舞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腾,实现了科技梦;“神七”的圆满发射,实现了飞天梦;08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百年期许的奥运梦......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着我们去谱写。

作为团旗下一群年轻人,有着生命闪电的傲慢,有着烈火青春的激情,更应该在这世纪风云的变革中体味正义凛然的民族大义,在这百年中国的沧桑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足迹。

天已明,铭记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让它成为成长路上的风向标;梦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杂的时光,开辟出星光璀璨的新华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艳阳。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4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5落后就要挨打。

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年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