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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毛概课程论文范文
大家上午好！
我是xx级xx班的xxx。在授位之际，非常荣幸能代表xx届毕业生在此发言。
20xx年的6月，到了我们的毕业季，到了就要和母校话别，和同学老师们说再见的时刻，心中的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四年的时间转眼即逝。从第一次踏上到大学的求学路，到如今学成授位的时刻，四年的时光历历在目。各种各样的第一次，这些时刻，见证了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学校的侧门与滨河路相连，青旧的砖楼变成了如今的五教，二教门前的操场矗立着大大的视屏，老操场的看台也改建为通往后校门的大路，这些改变，展现了校园的发展。然而，就是这些时刻和改变延伸出我们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怀念。
大学给了我们一方锻炼自我和成长自我的平台，老师们不仅传授给我们丰富的专业知识，更是给了我们装上了奋飞的翅膀。他们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教会我们为人处世。我们由当初进校时的天真无知、懵懂迷茫，到今天的成熟稳重、壮志满怀。这都是老师们辛勤培育和耐心引导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各位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的培育之恩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今天，我们即将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踏上属于自己的新征程。
在社会的浪潮面前，我们有些忐忑。我们该如何传承母校文化，不断超越呢？
母校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不是权威的理论，不是枯燥的课本，而是一种对理想的执着信仰和由衷热爱。当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们如数家珍给我们诠释学术概念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中青年学者挥洒自如地展现他们恢弘的风采时，我们看到的是追逐理想的光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里严肃而自由的氛围，勤奋好学的风气，悠久的传承，厚重的积淀，已经在我们身上深深烙下了印记。三分信仰，三分思辩，三分历练，教育出了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理论和实践同样出色的学生。我们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行业，都会时刻秉承艰苦创业的品性，这将给予我们负重自强的勇气。
此时此刻，我们四年的努力得到老师的肯定，得到学校的肯定。我们已经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智慧，健康，向上。我们已经充分的做好准备，迎接明天的到来！
毛概论文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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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时，我刚刚步入大学的校园，我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的积极主动，我当上了班长、参见了学校的生活部社团。并且我在进入学校的第一个学期，认识了几乎所有04级的学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理科和逻辑思维强的天赋逐渐的显现了出来，这些优点让我在计算机方面的课程中发挥出了优势，激发了我学习上的很大兴趣，我也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就是成为一名杰出的软件架构工程师。
日后的三年中，我不断为我的这一目标而努力，我的知识储备也越来越丰富了。由于我的专业是电子商务，主要学习计算机、管理、金融方面的课程。在学习中，我越发的对金融方面的知识有了兴趣，也明白金融的重要性。我个人又非常地喜爱世界政治、历史，金融又离不开政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个人的理财有了一定的认识，如何规划家里的资金成了我的又一个必须懂得的东西；因此金融方面知识的学习逐渐的走入了我的学习规划当中。--年我经人介绍看了《货币战争》一书，我对此很有感触，也为我的国家未来可能要赢来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而担忧。我有一个理想，成为一个银行家。来更充分的发挥我所学到的知识，来保卫我的国家，使我的国家发展的更加完善、合理、强盛。
在我大学生活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对我的人生有触动的人。
王立柱老师，他是我的《c/c++与数据结构》老师，是从他的课开始，我对编程有了很大兴趣。他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他让我知道了一个好的老师不但可以交会他讲授的这门课程，还可以将所有的知识体系联系到一起，以及交会你怎么去做人、做一个好的人。通过他生动而逻辑的语言，我对英语的学习有了兴趣，他让我知道了英语原来也有词根、每个单词意味着一段故事，最后简化成了一个单词，最终融汇成一门语言；通过它，我对历史也有了很大的兴趣，他让我了解了加密解密的发展，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解了图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王老师更让我明白了做事先做人这个看似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至今他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哥哥尹铮，他是同龄人中，与我血缘最近的人，他学习的也是电子商务专业。从他身上我明白了很多的东西。坚持不懈就会进步，不管将来会不会成功；无论哪方面，只要你有一个爱好，将它走到底，也会是有用的、也是你的财富；思考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目标。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做事情的时候，要顾全大局，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这些是我从哥哥身上看到的一些我应该学习的东西的总结。
余世维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他是一名职业经理人。我看了很多他的讲座，他的语言很有魅力，他让我知道了，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他常常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使我深受感触，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细节决定成败；让我对原本印象中枯燥的管理学一下子有了兴趣。
我像是一个婴儿一样，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成长，他们让我明白了我有很多不足，我不能保证我未来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可以保证今天一定比昨天做的好。
人，最重要的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身体健康。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做保证，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好。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确信这一点。贪婪、权力、金钱是把双刃剑，它们是我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迷人的陷阱。我要明白这一切，客观的去做好我自己，去权衡这一切。
我还在继续的成长，很多人逝去了，你们不会被时间所磨灭，我知道你们倒下了是为了我，让我踩在你们的身上，能够站得更高一些。我不能对不起我所吃过的每一粒米，我要让所有的所有都明白，万物的价值。
大学的生活是美好的、是苦涩的。这些记忆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大学的学习成果，我会受用终生。
接下来我所要面对的一段日子，就是去寻找我真正的第一份工作。这段时间也许会很艰难，但是我知道摔倒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坚强，因为我经历过。
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会努力好好的去学习、去了解的东西，以便筑起我坚固的长城。希望5年以后我看到今天的这篇总结我并不会脸红，而是自信的说：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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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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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以后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革命走向成功，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启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国情新民主义革命革命道路及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形成——近代国情的需要，历史的使命。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借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不断干涉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一方面，各国列强还通过控制关税，倾销商品，索取战争赔款，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元(以一元折银七钱计，合银1470万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赔款1600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赔日本军费2亿两，退还辽东半岛偿款3?00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国联军赔款4亿5000万两。等。以此来垄断金融，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买办资本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相结合，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优势。再加上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重工业的比重不高，技术、设备的缺乏，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组织挤压下，中国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没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是落后的农业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根本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当家做主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
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正如邓小平指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党的三大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但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艰辛探索做出总结并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遵义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开始再次走向新的胜利。
毛概论文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毛概课程大学论文范文
前言：随着大学生兼职现象的日益普遍，兼职风险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影响。因此，大学生兼职风险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分析大学生兼职现状、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表现形式以及产生的原因，不仅能够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兼职风险，还能切实的保护大学生兼职的合法权益。
当前大学生兼职现象日益普遍，但是由于法律、社会、企业、学校以及兼职者自身等各方面的原因，大学生兼职存在巨大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为正确的认识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以及产生兼职风险的原因，我们对在校兼职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且结合社会、学校、企业、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兼职风险产生的原因，对切实保障大学生合法权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大学生兼职现状调查。
1.1大学生参加兼职现状的调查。
针对大学生兼职现状与风险防控，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5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兼职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样本覆盖全校十三个学院，回收问卷465份，其中有效问卷448份，有效回收率89.6%。
兼职活动对兼职学生的学业有非常大的影响，51.7%的同学认为兼职会或多少的影响到兼职学生的学业。
二大学生兼职风险的类型。
2.1显性风险。
兼职的显性风险是指在兼职活动的过程中，兼职者面临的、具有外在表现并容易识别的对兼职者的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或事件。显性风险主要包括兼职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等方面，具体表现为成本风险、安全风险两个方面。
成本风险：在兼职中介市场上，由于目前中介行业混乱，常常出现中介公司在收取中介费后敷衍、搪塞，没能提供相应的工作信息以及中介抽取佣金过高，收取中介费后人去楼空等情况。
收益风险：一些用人单位经常拖欠工资，存在严重克扣工资的现象，或者等到大学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将兼职大学生辞退，滥用试用期；更有甚者，用人单位收取培训费、服装费甚至押金等费用后，却不聘用大学生，借此牟利。
安全风险：在兼职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隐患危害兼职者的人身安全。用人单位安排兼职人员从事高危工作，但是由于想要节约成本，而不做相关的保护措施；工作环境标准不达标，在高温、高噪音、高湿度等环境下工作等。对于女大学生兼职，还可能存在性骚扰以及性侵犯等危害人身安全的风险。
2.2隐性风险。
毛概课程学习自我总结
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明白了一些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的根源，其实在革命中探索，发生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中国人民总是可以果断的走出错误，继续向前发展。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先富带后富的路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走改革开放是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符合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而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确实也促进了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先富带后富，我认为这路线本身是很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在资源和商机有限的条件下，大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也正是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制度都还不够完善，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不和谐的现象。这其中包括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等作出的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导致了部分民众有仇富的心理，其实以其说是仇富还不如说是仇不公。
对于老师的上课模式，个人认为，老师很耐心、很负责任的去上好每一节课，又能适当的向我们介绍一些书面的或者影视资料，这让课程显得有趣了很多，效果也好了很多。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沉闷的气氛，传说中大学课程里最能“催眠”的一门课却能传出阵阵笑声，实属难得。
当然，这首先得益于老师的讲课方式。每堂课上课首先要做的不是按部就班地打开教材，而是向大家介绍最近一周的节日，时间一长，大家都习惯性地想想：这周、今天又会是什么节日?不仅仅是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节日，在介绍节日的同时，又引申出许多与之相关的知识。电影、图片、音频，各种多姿多彩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些与实事相关的话题，老师也鼓励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引发了各自对事件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有时候我在想，老师上课讲的这些与“毛概”这门课程有什么直接联系呢?的确，上课介绍的这些信息乍一看真的好像与课程无关，不过仔细想想，毛概课向学生传递的信息，中国的民族化进程、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知识、科学……种种，这些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了解、接受，甚至达到心灵反思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按照我们通常所想的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方式。突然之间转换了一种学习方法，也许是之前习惯性被灌输或者对毛概课的“惯性恐惧”，当面对这样轻松、活跃的课堂时，才会感到惊讶。当然，更多的是兴奋以及对课堂将要讲授内容的期待和积极思考。
我认为，我们的毛概课不再于死记硬背而在于是否能在快乐中接受知识。我们的毛概课在内容形式上不占太多的优势，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所以在我们上课过程中，不一定要去追求上课形式上的完美。相反的是，我们可以在同学们的“兴趣”上下功夫所谓同学们的“兴趣”是指在上课过程中使学生能对这个课程和老师产生兴趣，使学生能主动的想知道和了解这门课程，并且在知道和了解的过程中产生兴趣。有进一步了解和深入研究，讨论，学习这门课程的冲动。真正的使学生自己的思想，行为等产生变化。加强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等教育。我们这门课程的重要思想。
向老师提这些建议，只是为了把我们这门课程建设的更好。以上纯属于个人观点。若有冒犯之处，实属意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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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
引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所以作为祖国未来的当代青年人更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胡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青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进取的实际行动，自觉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在这其中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功扮演的前提，正确定位有利于大学生清楚所处的社会地位、明确社会角色，有利于增强在社会角色扮演过程中行为的目的.性。
作为大学生应明确其基本角色是“学生”，是国家建设的后备力量，是这种“人才”的主力军。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后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承担着祖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个体，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总是受着这个社会的群体人格的影响。反之，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个体也会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因为在我国，大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每年都以数百万计而加入到社会群体之中，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青年中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是国家极为宝贵的人才智力资源。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并且都将掌握着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人生发展和创造的黄金时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着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成为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物质基础的骨干力量。
另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实施者，也是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高素质的建设者之一。我们就因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
当代大学生应在学习的过程中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培养自己所应有的和谐社会意识。通过一切可进行的途径，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建设，并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学习中注意各种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为此，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逐步优化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二、大学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群体，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更有义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思想意识，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应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树立民族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我们大学生要树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理念，构筑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其次，大学生就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很大影响，大学生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自身和谐发展和充分就业，是整个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对高校毕业生而言，在他们毕业之际，能有一份让他们学有所用的满意工作，使他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消除躁动情绪，就会为全社会的和谐创造气氛和条件，也就是说大学生充分就业会有效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外，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自愿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与劳动保障事业，从一开始就发挥着先进文化的作用。大学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致力于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努力消除贫困和落后，减少社会公害和环境污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协调和全面进步，致力于建立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净化了社会风气。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作为一个载体，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社会和谐，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的掌握者，民族创新精神的养成有赖于大学生的拉动。从大学生群体中流溢出的科学文化精神，从大学生群体中走出的富有创造能力的人群，其自身所带有创新的活力，播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学习。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我们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广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术，从而完善和发展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结束语】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应当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共同促进祖国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之中，大学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只要我们肯于投入其中，就一定会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上起到巨大而关键的作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自觉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当中，将自己青春灿烂的年华献给祖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中去。
毛概论文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课程心得体会毛概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理论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简称毛概）给予了我新的视野和思考方式，毛概的学习使我从多个角度重新认识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和思维深度。在这门课程中，我追溯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索了其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毛概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理论逻辑的重要性，下文将从这几个方面详细展开。
第二段：特色社会主义背景。
毛概的学习使我深入了解了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借鉴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毛概让我明白了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特色社会主义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学习毛概，我认识到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发现了它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特点。
第三段：理论逻辑。
在毛概的学习中，我领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逻辑。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学习毛概，我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实践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毛概这门课中，我通过分析具体的实践案例，深度领悟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第四段：中国革命理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论之一，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不可忽视。毛概课程使我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学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入了解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和积极意义。毛概课程的学习，启发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增强了我对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辈们的崇敬之情。
第五段：对未来的启示。
毛概课程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通过对毛概的学习，我领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性和时代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毛概的学习让我明白了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应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和新挑战。我要进一步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为实现中国梦、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奋斗。
总结：通过对毛概的学习，我深刻领悟到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和理论逻辑，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意义。毛概课程在给予我新的视野和思考方式的同时，也唤起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爱和责任感。这门课程让我认识到作为青年人应该怎样去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将继续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奋斗。
课程心得体会毛概
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选修了一门名为“毛泽东思想概论”的课程。起初，我对这门课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它只是一门理论课，内容会相当枯燥乏味。然而，当我真正参加课程并开始学习时，我才发现这门课程是如此丰富多样，使我从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和体验。通过学习毛概，我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思考。此外，我还学到了一些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这些对我的大学生活和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首先，通过学习毛概，我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核心观点。我渐渐明白了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农村的观察，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学习毛概不仅帮助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更加全面，也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之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其次，毛概的学习使我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在我看来，毛概不仅仅是一门关于历史的课程，更是一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课程。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我开始思考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发展方向。我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这使我更加重视从实际出发，慎重对待社会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第三，我在毛概课程中学到了一些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毛概的学习不仅仅是对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培养。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我们学会了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逐渐意识到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不再盲目接受信息，而是始终保持质疑和思考的能力。这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将非常有帮助。
第四，毛概的学习使我发展了对中国社会和世界的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能力。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开始学会从实际出发并与现实相联系。我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学会从多个层面去分析和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来说，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毛概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不仅学到了一些独特的历史知识，也成为了一位更加深思熟虑和有责任感的公民。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有义务去了解国家的历史和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做出贡献。我也意识到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才能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会时刻保持谦虚和学习的态度，持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总之，毛概的学习让我从一个对这门课程没有太大兴趣的人变为了一个热爱学习和思考的人。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我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此外，我还学到了一些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这对我的大学生活和未来的发展都非常有帮助。毛概的学习没有枯燥乏味，相反地，它带给了我很多知识和思考的启示，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动力。
毛概论文毛概论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课程心得体会毛概
作为大学生，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的课程，而其中毛概课程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心中的热门话题。毛概课程作为一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现代化建设重要线索的必修课，更是提高我们政治理论水平的关键环节。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了毛概课程的知识广泛、理论深邃和实践指导性强的特点。
第二段：知识广泛。
毛概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了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到实践运用的方方面面。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了解到列宁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了解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此外，还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等重要内容。这些知识不仅增进了我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发展的认识，也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段：理论深邃。
毛概课程并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更是对其理论的深入研究。在课堂上，老师们引导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和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学习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解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和论文，我们学习了不同学派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解读。这些理论的深入研究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提高了我们的政治理论素养。
第四段：实践指导性强。
毛概课程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更是对其实践指导性的探讨。在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我们思考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我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操作方法，如群众路线、矛盾斗争等。同时，也学习了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如领导核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些实践指导性内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第五段：结语。
通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深切感受到了毛概课程的知识广泛、理论深邃和实践指导性强的特点。毛概课程不仅帮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理论的理解，更为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方法。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继续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毛概课程的学习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我将继续努力，通过学习和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毛概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1]周中之，石书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石刚，李丽娜.核心价值面面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余源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6).
[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毛概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
四中全会。
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毛概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毛概课程学习自我总结
它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史论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其二，则是与现实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门课程帮助我们学生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这对于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关和深入贯彻学习“三个代表”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使之成为更自觉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世纪里，立志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令我感慨颇多的是我们的课堂也不是一味的是枯燥乏味的讲述大道理，而是结合实际更多的将生活中的事情与书本中的知识相结合，起到了融会贯通的作用，我们都可以参与进去，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冷静的聆听与思考书本中的内容，对我影响很深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课，同学们更多的讨论时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其实在当代物质丰富的社会我们讨论这个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在精神方面得到指引，不要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当做是对的，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拥有高尚的灵魂，做一个有奉献精神的人，每个公民都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艰苦创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被我们所称道，也将在校园里发扬光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内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致使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有竞争衍生出来的损人利己、惟利是图、金钱至上以及享乐主义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致使“个人奋斗、自我实现”成为不少学生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