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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一
很开心在张老师的推荐下，我去购买了《权力论》这本书，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时间将它完整的阅读了一遍。
虽然我的理解力有限，仅仅只能领会罗素先生对权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够我受教了。
在认真阅读《权力论》的同时，我时不时也想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且试图运用《权力论》中“对权力的节制”的观点对其进行解读，经过接近两天的时间分析，我似乎在它们之间寻找到了一些联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
因此我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分两部分进行阐述，一部分是对于《权力论》这本书的一个整体理解和个人感受，另一部分则是我结合《权力论》一些观点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的一个个人理解。
具体阐述如下：
从《权力论》的开篇起，罗素就明确指出——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载体，拥有众多的欲望，但在这之中，唯独“权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
权力欲是人们追逐权力的根源，是产生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
针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利益才是人不断发展的基本动机的观点，罗素有着自己的见解——“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
在罗素看来，拥有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与追逐，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权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级需求之一。
人的权力欲表现有两种，在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表现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随者身上则是隐含的，表现为心甘情愿的受领袖支配，追随领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领袖取得的胜利就是自己的胜利。
罗素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权力的来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
例如，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以及财阀统治国家，其权力实施和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权、王权、民权等诸种权力形式，其来源方式也不尽相同。
但从微观角度看，权力服从的根源基本相同。
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自人类社会产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随者和领袖们则构成了每个社会中最基本的权力关系。
那么何为权力服从之根源?对这个问题，罗素指出——“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
使人服从领袖而成为追随者的动力在于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服从可以获得安全;而促使人发号施令成为领袖的动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诚信仰而产生的超凡自信心”。
基于对权力来源方式的研究，罗素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详细论述和区分了组织制度下产生的组织权力和因“天赋”或“智慧”等而产生的个人权力。
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更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
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
他所探寻的并不仅限于所谓“权力制约权力”、“法律约束权力”与“多元社会团体规制权力”等这些政治学层面的一般路径，而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权力规制方案。
他认为，权力规制需要具备4 个方面的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心理与教育条件。
这四个条件需要协同作用，共同制约权力的无限膨胀，以维护民主。
性的社会主义，通过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实现对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宣传条件则是指，社会应该倡导言论自由，弘扬宽容精神，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不强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条件则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动狂热情绪，消除恐惧、憎恨心理和破坏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
罗素还对权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规劝。
他告诫人们要始终把权力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让权力结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种善良的目的。
这种目的必须在实现后能有助于满足别人的愿望，而且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带的弊端超过目的实现后所得到的良果。
在讨论完这三种权力形式的区别之后，罗素话锋一转，进入了下一个更为深奥的话题：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形成和实现的。
他为此专门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的话题，这就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对僧侣和国王表示尊敬的传统是传统权力的来源;而恐怖和个人的野心———这些则是赤裸权力的主要来源;新信仰取代旧信仰这是革命权力的来源。
在这之后罗素还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准则，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权力哲学，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却是疯狂的。
随后他分析了权力的伦理学——“有权力的人，最终目标应该是促进社会的合作，不是一个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的合作，而是整个人类的合作”，“最终统治人类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虽然这些想法始终是积极美好的，但罗素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人，他认为仅有这些美好的憧憬与呼声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著作的结尾讨论了权力的和缓，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是权力和缓所必不可少的四个条件。”换句话说，要使权力之兽始终在理想道路上行进，那么必须使用由这四种材料拧成的缰绳。
这也就是如何驯服权力的最终解答。
关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决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运用《权力论》对权力的节制的一些观点对其进行了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与解读。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的，释放市场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它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在整个公告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体现本次全会决定的关键性语句，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许和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罗素所表达的“民主政治、公有经济、宣传自由、公民理智”的观点不谋而合。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复兴之梦。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寻租腐朽、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层出不穷，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究其这些问题的根源任然是“权力问题”，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的“权力问题”。
为此，中国政界与学界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大讨论———究竟我国经济应该选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解答这一困惑，并坚定地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精减政府机构，减少审批特权;四.财权与事权对等，减少作案空间;五.强化监督，建立行政体系外的司法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
通过这些措施实施，能够使我们的政府系统减少贪脏腐朽的作案空间，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使我国目前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以消费为主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使我们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利好，实现“国进民进”的宏伟目标。
针对此次全会决定会带来的主要利好，我将以“农民”、“城市居民”和“企业家”三类人群进行重点叙述。
对于农民，第一步，通过使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可以流转，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进行转卖、租赁以及贷款等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步，通过进行城镇化，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
对于城市居民，开放“单独二胎化”，满足广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诉求，同时解决“人口老年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征房产税，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减小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控制一二线房价猛增的趋势;建设小产权房，满足广大中低收入的购房愿望，同时间接调控普通商品房的房价;对于企业家，首先，限定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等行业，其他行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包括很多国民关心的金融领域，对此，国家更是决定在31个省市自治区特批31家民营银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民营资本及外资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和外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法人治理高效灵活的特点及国有企业资金技术雄厚的优势，同时减少经济的行政干预;最后，仅限定外企不能进入粮食、媒体和稀有金属等行业，降低外国资本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和开发，极大的促进中国经济的繁荣。
诚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全体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决定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它依然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遇到极大的阻碍。
具体的阻碍，我个人理解主要会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可能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遇到的阻碍会小很多，主要因为在本次三中全会，政府、各级工作单位与学者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实地调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组织多次工作会议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的不满，对改革的集体诉求越来越浓、越来越一致。
因此，本次会议决定一经公布，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在人民群众中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然而，相比较以前的任何时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是空前的。
由于长期阶级的固化，而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奋起反抗。
而且在他们之中还有不少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会极大的影响《决定》的实施，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的共同意愿。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远，它需要我们的领导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进行，它需要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二
1、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意义
（1）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意义
对权利制约和监督，可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2）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必要性。
建立和健全政府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关键是建立和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
政府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民必须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这对政府监督的必要性。
人民监督政府的可能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的权力是法律和人民赋予的，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政府必须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权力用于为人民谋福利。
我国政府监督体制的现状需要建立和健全监督体系。我国目前对政府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在实际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通过实践观察，仍然有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没有完善和监督的机制。
我国必须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关键。这个机制，一是靠民主，鼓励公民参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这就要切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人民能真正约束掌权者的行为。二是靠法律，使政府的决策、执法和执法检查都按照法律行使，这就要实现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掌权者行事有可遵循的统一规范确保权力按照法律行使。
（3）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我国行政监督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群众通过法定渠道的监督，司法监督，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等形式。
（4）政府接受监督的必要性
政府接受监督是坚持依法行政，做好工作的必要保证。
政府接受监督，才能提高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减少和防止工作失误，防止滥用权力，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能更好地合民意，集民智，聚民心，做出正确的决策，做到权为民用。从而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3、为阳光工程喝彩
（1）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表现
政府为了方便群众对政府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建立了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2）“阳光工程”的重要意义
政府的文件一方面是规范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民的权益。目的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开放查阅，有利于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便于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有利于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三
我后悔了，我从第一天去了那个学校，我就后悔了。
那里所有的人、事、物，我都不曾了解。那里有的只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我。
人是善变的，为了适应这个学校的一切，我变了很多很多。
以前我喜欢表现自己，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得到老师的表扬；以前我喜欢笑，喜欢给别人留下最美好的印象；以前我喜欢直言直语，喜欢想什么就说什么。现在呢，现在的我看不到在课上的手高高的举起，现在的我看不到自己真诚的笑容，现在的我看不到自己真实的话语……虚伪，好虚伪。
我是恨我妈妈了吗？因为是她把我推到了这样的时间，尽管我在选择学校之前，对她坚决地反对，但是结果呢？结果不是我所想的，我在这个学校就像行尸走肉，飘荡在校园间。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这个班级把我排除在外了，教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我只好在走廊上游荡。
妈妈，我不能怪你，因为你是我的母亲，但是你不能剥夺我选择学校的权利！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四
一、清理职权项目，界定权力范围
权力流程图。通过权力项目的清理审核，局属各职能部门进一步明确了业务职能，为查找廉政风险点奠定了基础。
二、评估廉政风险，化分风险等级
我们在去年职权底数清晰的基础上，将所行使的全部行_力项目纳入廉政风险点查找范围，通过认真自查，讨论评议，征求意见等方式，对照权力流程图，按岗位逐环节，对每一项权力存在或潜在的风险点进行了立体式查找，明确了风险根源，并按照风险大小由高到低确定了abc三个等级，编制并汇总编制本单位行_力廉政风险等级目录，经局党委审定后交县纪委备案。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岗位负责人根据廉政要求，认真查找岗位职责风险，填写行_力廉政风险防控表。经局班子集体研究确定：我局行政职权中a级风险12项，b级风险15项，c级风险18项。通过查找廉政风险，我局党员领导干部和重要岗位业务工作人员，强化了自律意识，起到了自我警示、自我提高的作用。
三、发挥载体作用，抓好动态公开。
项目纳入实行动态公开范围。严格执行重要行_力运行情况登记备案制度，按照流程图的规定的权力运行程序，如实记载权力各环节行使过程情况，建立权力运行档案。拓宽思路，积极探索，创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有效形式和方法。紧紧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卫生涉及行_力，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参照行_力公开透明运行有关要求，把服务群众的公共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并上墙。所有公开的内容尽量具体、细致，让群众看得清楚明白。
四、强化警示教育，弘扬廉政文化
为深化干部职工对廉政风险防控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干部作风建设和创先争优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观看反腐录像，加强正反两方面教育，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在全系统形成廉为荣，贪为耻的良好氛围。
五、完善制度，完善服务体系。
责任。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落实“三重一大”工作制度，重要事项及决策、干部任免、大额资金使用，全部由局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强化了权力制约和监督，有效防范了决策失误和廉政风险。为保证权力阳光运行，设置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六、取得的成效
通过开展行_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以及行_力监控机制的有效运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进一步扩大了群众的知情办事的途径，方便了群众办事和监督。二是通过定岗、定责，使权力和责任分解到每名干部头上，个个身上有担子，人人身上有压力，充分调动了每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三是通过行_力公开透明运行，改变了干部的工作作风，杜绝了一些干部推诿扯皮，吃拿卡要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四是干部在行使权力时按照程序化，规范化轨道运行、纪律严明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流程运转更透明了，让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实惠的服务。
2012年2月 22日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五
;全球化与相互依赖
全球化：相互依赖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等同。相互依赖指的是一种条件，事物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增加，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诸多变化一样；其程度也可以减少，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是如此。而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全球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但是，分析家不应假定任何事情--不管是股票市场或全球化指的是什么--仅仅处于上升状态。因此，我们的定义不是从全球化开始，而是始于"全球主义"(globalism)--世界的一种条件或状态，其程度可增可减。
我们将全球主义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
全球主义与相互依赖空间上极为广泛的网络相关。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因此，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有两个特征:(1)全球主义指的是联结网络(多边关系)，并不仅仅指单一联系。我们称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经济和军事上的相互依赖，但不说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全球主义。美日相互依赖是当代全球主义的组成部分，但它本身并非全球主义；(2)如果一种关系被视为"全球性的"，则它必须包含洲际距离，而非简单的区域网络。
"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千年之交，美国有1/4的人使用万维网，相比而言南亚使用万维网的不过万分之一。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电话，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与世界市场或全球信念流动的联系零零星星。实际上，从诸多方面讲，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它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意味着平等。罗德里克指出，即使富国之间，"放眼望去，也有许多非全球化的方面"。统一的世界市场意味着商品：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利率趋同。这些远未变成现实。20世纪下半叶，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总产量的两倍；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则达三倍之多，但是与1913年相比，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开放度(贸易与产出的比率)只有少许增长，而日本的贸易开放度有所降低。按照这个标准，资本市场在本世纪之初更为一体化；19世纪下半叶，有6000万人离开欧洲寻找新世界，那时的人员流动程度更高。从社会层面讲，不同宗教信仰和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往往导致冲突。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美国是"魔鬼撒旦"，这个标志性用语表明了冲突的存在。显然，从社会或经济层面看，全球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同质化。
全球主义的维度
相互依赖与全球化都是多维现象。然而，它们却往往被严格界定为经济学术语，好像全球主义指的就是世界经济似的。但是，全球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也同等重要。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是环境性的:数百年来，气候变化影响了人口的涨落。移民长期以来就是全球现象。大约125万年前，人们开始离开自己的非洲家园，在三万到一万三千年前到达南北美洲。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生物性的:腺鼠疫或黑死病原生于亚洲，但在1346-1352年间戕害欧洲人口达至1/4到1/3之多。当15-16世纪欧洲人抵达新世界时，他们带来的病原体导致近95%的土著人口丧生。今天，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以波及到世界各处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环境性全球主义都是负面的。例如，旧世界的营养和烹调受益于新世界的马铃薯：玉米和西红柿等种植物。
军事全球化至少始于2300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他建立了从雅典穿过埃及到达印度河横跨三大洲的帝国。全球主义最势不可挡：且在某些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就是信息和观念的流动。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将西方思想和社会组织形式引入东方世界，这是一次最重要的西方文化传播，尽管有人对这种说法持有争议。在过去2000年间，世界上四大宗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跨越了遥远的地理空间；印度教等其他宗教曾经更多地受制于地域局限，在因特网时代，它们也开始跨地域传播。
1.经济全球主义:它指的是商品：服务：资本及伴随市场交换的信息和观念的长距离流动。它还包括与这些流动进程相关的组织:如为美欧市场生产商品的亚洲低工资生产组织。确实，许多经济学家以狭窄的经济学术语如是定义全球化，技术和资本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其结果是带动了第三世界劳动密集型出口的增长。经济流动：市场及多国公司的组织形式都汇聚在一起了。
2.军事全球主义:它指的是使用：威胁或承诺使用武力的长距离相互依赖网络。军事全球主义的一个佳例是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恐怖平衡"，它不仅促成了跨越全球的联盟，而且双方都有能力在30分钟内用洲际导弹摧毁对方。
3.环境全球主义:它指的是物质在大气层或海洋中的长距离运送，或者影响人类健康：福祉的病原体或基因物等生物实体的长距离运送。
4.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它指的是观念：信息：意象和人员(即观念和信息的载体)的流动。相关事例包括宗教运动和科学知识的传播。社会全球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某个社会的实践和制度为他者所仿效:社会学家称之为"同构"(isomorphism)。然而，社会全球主义常常跟随在军事和经济全球主义之后。观念：信息和人员跟随着军队和经济的流动，因而改变着社会和市场。从最深刻的层次讲，社会全球主义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及其对文化：政治和个人身份(identity)的态度。确实，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全球主义相互作用，因为军事：环境以及经济活动传递信息：创新观念，也许会跨越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而流动。在当今时代，由于因特网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交流的全球化，观念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将全球主义划分为各自独立的表现形式的做法必然存在随意性。但它确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因为全球化各个方面的变化并不必然同时发生。我们可以这样理智地说，"经济全球化"大约发生于1850年至1914年之间，表现为帝国主义和各政治独立国家之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在1914-1945年间这种全球化出现逆转。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全球主义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就像社会全球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1919年全球性流行感冒夺走了2000万人的生命，它是士兵在全球流动所传播的。如前所述，1914-1945年间，全球主义是增长了还是下降了?这取决于你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哪一个方面。如果在全球主义之前没有定语，则关于全球主义的一般性论述常常是无意义的或误导的。
强全球主义:美国制造?
当人们口头讲述全球化时，它们往往指的是最近全球主义的增强。类似"根本而言全球化是新事物"的评论，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才有意义，但这种说法仍然是误导性的。我们更愿意这样说，全球主义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是当前或过去全球主义增强的进程。
问题不在于全球主义如何古老，而在于全球主义在特定时期如何"强"(thick)："弱"(thin)。"丝绸之路"就是"弱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它为古代欧洲和亚洲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渠道，但是只有一小群勇敢的商人使用丝绸之路，而且通过贸易往来交换的商品也只对丝绸之路上少量的顾客(相对而言是精英阶层)有直接影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所谓的"强"全球化包含着既集中又广泛的多种关系:远距离的：大型而持续的流动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例如，今日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影响着从美国伊利诺斯州皮奥利亚市(peoria)到马来西亚槟城的人们。"全球化"是全球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烈的进程。
当代全球化常常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特别是那些对美国流行文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主义心存怨恨的非美国人更这样认为。今天，全球主义的诸多方面确实被以美国为基地的活动主导着，或在华尔街：或在五角大楼：或在坎布里奇：或在硅谷：或在好莱坞。如果我们考虑全球化的内容"上载"(uplord)到因特网，而后被各地"下载"(downlord)，在美国上载的内容多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然而，全球化远远早于好莱坞和布雷顿森林。香料贸易，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洲际传播早于美洲的发现，更不用说美国建国了；人类向北美洲的迁移早于美国建国达万年之久。实际上，美国本身就是17：18世纪全球化的产物。日本在一个世纪之前引进了德国的法律体系；拉美国家有大量的日裔人口，加深了日本与拉美国家的当代联系；欧洲银行向正在兴起的亚洲市场贷款。以上都是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事例。尽管美国发生的活动深刻影响着全球化当前阶段的发展，但全球化并不具有美国本性。
无论如何，源于其自身的独特性，美国被接受为全球化的中心。移民导致美国人口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多种族社会造就了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也适应着多种族社会的形态。美国文化常常是合成性的，它自由地借鉴各种文化传统，一直向其他世界开放着。例如，欧洲对美国影响的关注早已有之。一个世纪之前，就有相关的许多著述面世。今天，这个进程仍然在进行着。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室，是检验某电影或歌曲是否能够获得部分人或所有人共鸣的最大市场。任何观念都可以自由流入美国，并平等而自在地流向他处--这种流动常常采用商业形式，并受到资本雄厚：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支持。亚洲市场上的比萨饼看起来是美国式的，尽管该食品原产于意大利。尽管全球化并非仅仅是美国化的，全球主义机遇与美国社会和市场的特性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契合。
进入全球网络的观念和信息被下载时，国内政治和当地文化背景充当着选择性过滤器和修正者。在中国市场的麦当劳是以中国方式组织经营的；美国的电影以各种中国口音配音，以反应中国人对所传递信息的理解。与大众文化相比，政治制度更抗拒跨国传播的影响。尽管1989年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自由女神的复制像，中国并没有断然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这种事情早已有之。
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在该网络所处的中心地位产生了"软权力":即让他者需要美国所期望的能力。但是，从很多方面讲，这个进程是相互的，而非单向性的。美国的某些实践对他国非常有吸引力，有时美国制订的标准难以绕过，如管理因特网本身的规则等。但是美国的其他标准及其实践--如磅：英尺(而不是米制)：死刑：持枪权：绝对保护自由演说--受到抵制甚至不理解。"软权力"是一种现实，但它并不产生于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并非为美国一家所独享。
关联性：敏感性与脆弱性
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也带来成本和限制。经济相互依赖需要调整，而调整常常是痛苦的。环境全球主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和有害化学物质的传送。军事相互依赖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这主要发生在互相惧怕的敌对双方之间；也可以是帮助性的--如在亲密盟国之间。观念和信息通过迁移和网络空间的传播可以导致文化威胁或文化迷失。以上种种情形导致的结果是，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引起政治问题:个人和群体继续争夺优势，并使全球主义为其所用。
相互依赖的政治意义提醒我们，相互依赖与相互联系并非一回事。1977年，我们将相互依赖定义为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效应，并宣布"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不是相互依赖。类似地，我们将全球主义定义为: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跨国或国际相互联系的：空间广阔的网络。
所谓"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效应"，我们指的是引起后果的效应。它们可能会降低成本，提供收益，也可能增加成本。成本不一定是经济性的，也可以指对他人的价值观--如道德标准：审美情趣：个人安全或生态一体化(ecological integrity)--产生重大影响。问题的基点在于，"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效应"是人们所关注的效应。这些效应反过来产生了关注和政治。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相互联系无疑增强了。1866年跨越大西洋的电报将伦敦和纽约联络的时间从大约一周降低到几分钟--换言之，降到原来的0.1%。蒸汽轮船：飞机：电话和喷气式航空器极大地促进了相互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远程通讯技术--以传真机：尤其是因特网为代表--大幅度降低了远距离交流的费用。一个人可以购买一台在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同一号码的电话机。进一步说，按照集成电路处理能力和成本的摩尔定律，信息储存和发送的成本每18个月将下降一半。我们确实很难将当前阶段的全球化与信息革命割裂开来。
全球主义意味着相互联系，但其含义远为广泛。所谓的"广泛"是什么呢?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区别可以帮助分析该问题。敏感性指的是在基本政策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跨界交流对各社会和各国政府的代价效应。它比相互联系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包含代价效应的相互联系。各国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知说明了军事敏感性的存在。冷战期间，两极霸权结构和美苏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可能性导致了高度的敏感性。脆弱性代表着另一种成本的增加。它指的是因敏感性变化或自身政策变化导致的调整成本。我们认为，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都是全球主义的重要方面。它们都有赖于相互联系，但相互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敏感性或脆弱性。
从政治立场上讲，脆弱性相互依赖尤其重要，因为它将人类的能动作用考虑在内了。如果一个行为体或代理人反对一系列流动，脆弱性才能与敏感性区别开来: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敏感性中区分出脆弱性。进一步说，脆弱性的说法意味着，代理人可能发现自己的选择受制于相互依赖。换言之，其他代理人能够操纵这些限制，增进自己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势--即获得所需结果的能力。非对称脆弱性相互依赖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类似地，与仅具有敏感性的全球主义相比，如果某种全球主义形式包含着空间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脆弱性，则后者对全球权力和自主性的不平等分配影响更大。全球主义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其他行为模式的相对成本。
当代全球主义的新意
"全球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它显然反映了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即其"强度"(thickness)的增强。全球主义的强度可以引起如下三种不同程度的变化:网络密度(density of networks)的增强；制度转化率(institutional velocity)的提高；跨国参与的加强。
网络密度
经济学家往往用"网络效应"指称如下情境:某种产品适用的人越多，则该产品的价值越大。这就是因特网引起如此迅速变化的原因之所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知识经济引起"强大的外溢效应，常常像火势一样蔓延，引起进一步的创新，并引发创新的连锁反应......但是商品--与知识相反--并非常常像火势那样蔓延"。而且，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程度越来越强，不同网络之间的系统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会更多。结果，"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变得更为重要。深入的经济相互依赖影响着社会和环境相互依赖，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反过来也影响着经济关系。全球主义的广泛性意味着，潜在的联系将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有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我们对两个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各个具体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也可能忽略了这些跨社会联络的协作效应。
环境全球主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了冷冻剂(cfcs)，那时冷冻剂似乎代表着"现代化学的奇迹"。它们是有效的致冷剂，但在化学作用上是惰性的，不易爆炸或燃烧。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对此有所怀疑，到80年代才证明了冷冻剂消耗平流层中的臭氧层，而臭氧层能防止有害的紫外线照射人体。"任何事情都与其他任何事情相关"，这是环境座右铭，它警告我们，许多人类活动--从木炭的焚烧(引起气候变化)到食物遗传基因的改变--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环境全球主义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发现冷冻剂(及其他化学物品)有消耗臭氧的属性，这些问题被提交到国际议程上讨论；引起了国内的：国际的和跨国的争论，最后导致了一系列国际协议的签署--始于1987年的蒙特利尔会议，这些协议涉及这些物质的生产和买卖的管理。这些协议规定，对违反协议者实行贸易制裁，从而影响着经济全球主义。它们还引起人们对生态威胁的关注，从而促进了有关影响人类生态进程的信息和观念跨国传播的扩大。
军事全球主义也存在相互联系。在超级大国的两极格局之下，冷战的结束代表着军事"去全球化"。偏远地区的争端与均势变得不甚相关。但是，社会全球化的兴起却有着相反的影响。人道主义关怀与全球传播相互作用，导致某些地方--如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出现某些带有戏剧化的冲突和军事干预，同时，苏丹南部等其他偏远地区的冲突几乎被忽略了，事实证明，这些地方也难以进入。从战术层次讲，全球军事力量的非对称性和各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为战争提供了新的选择。例如，为设计抵抗美国的战略，某些中国官员计划采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恶化和计算机病毒宣传。他们认为，组合越复杂--如恐怖主义加媒体战加金融战，结果越有利。"从这个方面看，‘超限战‘与中国的传统典籍《孙子兵法》相结合，与现代军事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相结合"。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即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全球主义强度--相互依赖的网络密度--的增加并非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区别。"强全球主义"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会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某一地方发生的某方面事件也许会对其他地方的其他方面造成重大影响。正如自然科学的"混沌"(chaos)理论和天气系统，某地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造成灾难性影响，其后果及其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这些系统非常难以理解，其影响也常常不可预见。进一步说，如果涉及人类系统的话，人类总是竭尽全力智胜他者，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获得经济：社会和军事优势。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全球主义将伴随着普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市场参与者和其他行为体力图理解和控制这些复杂性不断增加的互联系统，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将长期持续存在。
因此，全球化不仅影响治理，还将受到治理的影响。如果1997-1999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经常爆发，则必然导致限制相互依赖的民众运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追求更高水平的繁荣不能以导致混乱的不确定性为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太高了。除非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目前的形势可能会难以为继。
传播成本的降低与制度转化率
我们将全球化定义为全球主义的增强。近年来，此类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包含着稠密的网络联系，与早期的强全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信息处理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了当代全球化的基本源泉。"信息革命"处于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革命使得工作的跨国组织和市场的拓展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新型的国际分工。恰如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所宣称的，"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军事全球主义早于信息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发展到顶峰；但信息技术改变了军事相互依赖的性质。污染促进了环境全球主义，而污染主要根源于约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煤炭-石油-钢铁-汽车-化学制品经济，直到最近才变得全球化了；而信息革命有助于抵制或扭转该类全球主义的负面效应。
这些变化有时被视为信息流动的速度变化，但是这种特征概括是不正确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变化主要是蒸汽船和(尤其是)电报带来的:如前所述，1866年跨越大西洋的电缆将联络伦敦和纽约的信息传播时间减低一周多--约为过去的千分之一。与之相对照，电话也许将信息传递的速度增加了不过几分钟(因为电话信息不需要解码)，而因特网与电话相比转化速率变化不大。
真正的区别在于传播费用的降低，而不是个体传播速度的提高。其效果也主要体现在全球主义深度的提高而不是广度的变化上。1877年，跨越大西洋发送电报非常昂贵，而1927年甚至1977年洲际长途电话也是非常昂贵的。公司和富有者使用洲际长途电话，而普通百姓采用写信的方式，除非紧急情况下才打长途电话。1999年，因特网几乎是免费的，跨越太平洋的长途电话费用也不过一分钟几美分。因此，传播流量成倍增加，全球主义的深度呈几何基数加深。
市场反应比以前更为迅捷，因为信息传播增长大大加快，巨额资本可以在瞬间完成转移。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更容易受到迅速变革的影响，跨国企业改变了它们的组织结构，促使企业生产更密切地建立在跨国基础之上，进入更多的联系网络，建立更多的联盟。非政府组织(ngos)极大地提高了其活动水平。
就全球主义和转化率而言，有必要区分某一特定传播的转化率--"信息转化率"--与我们所称的"制度转化率"。对相对富裕国家的人口中心而言，信息转化率变化并不太大，因为19世纪末期电报就基本普及了。但制度转化率--一个系统及其内在单位的变化如何之快--不是信息转化率的一个功能，而是涉及联系深度的变化即全球主义的"强度"。例如，单就一条信息而言，从萨拉热窝传到纽约比1914年快不了多少；但是，有线电视和因特网使得"新闻圈"更短了，对传播速度的微小优势都大加关注。制度转化率的提高比信息转化率的加快迅猛得多。制度转化率不仅反映了个人联系，而且反映了网络和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像我们以上所强调的，这就是真实变化之所在。
跨国参与和复合相互依赖
第三个方面是降低传播成本的方式增加了行为体的数量及其参与程度，增加了复合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我们指出，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理想模式，它描述了一个带有三个特征的假想世界:(1)各社会之间存在多种联系渠道，行为体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国家；(2)多种问题之间并没有等级之分；(3)由于国家之间存在复合相互依赖联系，无须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时，我们曾经指出，它只是世界政治的部分特征。显然，美苏关系不具备这一特征；而中东：东亚：非洲甚至部分拉丁美洲地区也不具备这一特征。然而，我们确实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货币和海洋关系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而某些双边关系--我们认为法德关系：美中关系--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所有三个条件。我们认为，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家政策的目标和手段：议程设置和问题之间联系的进程：乃至国际组织的重要性都将全然不同。
从全球主义的角度看，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中，经济：环境和社会全球主义的程度高，而军事全球主义的程度低。有争议的是，冷战期间，洲际复合相互依赖局限于美国所保护的地区，如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建立国际制度：保护和支持复合相互依赖方面，美国的力量和政策至为关键。1989年以来，军事全球主义程度下降，社会和经济全球主义延伸到前苏联帝国内，这意味着复合相互依赖区域的扩大，它至少延展到东欧地区某些有抱负的新北约成员国内。经济和社会全球主义似乎也促使南美各国的领导人主动解决彼此的领土争端，因为他们一则期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担心注意力被分散；二则担心领土争端会吓跑所需要的外国投资。
即使在今天，复合相互依赖仍然算不上普遍存在。20世纪90年代，从科威特：前南斯拉夫联盟：克什米尔到刚果，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现象比比皆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经常爆发内战，有些内战甚至外溢，引起国际战事，就像卢旺达的内战扩展到刚果那样。信息革命与电视节目对戏剧性虚拟意象的渴求，加深了全球对某些国内冲突--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认识，使得它们更迅速受到人道主义干预的压力。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层次和军事层次--相互作用，但其后果并不必然带来更大的和谐。然而，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国家间关系中，武力或武力威胁确实已经不复使用--主要是位居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的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某些不那么富裕的拉丁美洲邻国和越来越多的中东欧邻国之间。
复合相互依赖各个方面的最大变化在于，各社会之间联系渠道的增加。长途传播成本的剧降直接导致了传播渠道的大幅增加。与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进行实时交流，富有组织不再是一个必要条件。弗里德曼称之为技术：金融和信息的"民主化"，因为成本剧降使得原先的奢侈物在社会上普及起来。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普通民众在当地超市排队购物或排队上网。因此，"民主化"也许是一个错误用词，因为市场的投票权由钱来决定，而人们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例如，资本市场上没有平等，尽管新的金融手段允许更多人参与。多元化或许是一个更恰当的词语，它表明全球网络中参与者数量和种类的大幅增加。非政府组织--大到"绿色和平组织"或"大赦国际"，小到众所周知的"三个臭皮匠：一台传真机"--可以让全球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它们能否赢得人们的关注，确立信誉已经成为关键性的政治问题。
由于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洲际性的跨国传播渠道得到了巨大发展，并促成了复合相互依赖第三个方面--即联系各社会的多种问题领域--的扩展。
远距离参与的加强：世界政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恰恰相反，权力仍然是重要的。即使在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领域，政治仍然体现出经济：社会和环境相互依赖的不对称特征，这种不对称性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和跨政府关系上。我们有必要牢记在心的是，复合相互依赖并非现实世界的描述，而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理想模式"。当然，这种理想模式正越来越与世界许多地区--甚至包括某些洲际关系--的现实相契合，与认为世界政治不过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实力和安全关系的陈腐观念相比，它对现实的描绘更为准确。
距离无关紧要吗?
传播成本的降低使得距离无关紧要。从某些领域看，事实确实如此；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概括，它就是半真半假了。首先，全球相互依赖的参与在加强，但是世界上许多人与其国土乃至当地社区之外的传播网络联系甚少。如前所述，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电话，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农村与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既缓慢又微不足道。进一步说，即使对那些与全球传播网络有着密切联系的个人而言，更为精确的说法是，距离的重要性因问题领域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所谓问题领域，我们指的是所涉及的具体交流模式，甚至存在于我们提出的全球主义四个主要方面之内。换言之，设若全球化意味着距离的缩短，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对不同的人而言，这种距离的缩短有所不同。
例如，经济全球化在金融市场体现的最为显著。距离确实无关紧要--除时区差别外，阿比让的投资者可以在纽约或香港的股市上在瞬时之间将股票卖给一位在莫斯科的投资者。确实，如果股票可以在线出售或在网络空间内出售，说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售出"不过是一种虚构而已。但有形商品的运送却比资本慢得多，因为汽车或插花无法转变为电脑数字。预定可以无视距离问题，但将汽车或插花从日本或哥伦比亚运送到雅加达或卡尔加里(calgary)却只能在有形空间内进行。货物运送的速度比以前快捷--喷气飞机将鲜花送到数千英里之外，但这种运输并不意味着无成本或可以瞬时完成。个人服务更受限于距离因素:人们无法在线理发或美容!
其他形式的全球主义也受到距离变化的影响。观念和信息的传送几乎可以瞬时完成，但是观念和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取决于不同人类群体的设想：态度和期望如何不同。我们可以称这种不同为"文化距离"，它为人类和观念的昔日迁移所塑造，而后者又受到地理限制。
环境领域也受到距离变化的影响。我们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河流污染只会对下游造成直接影响，前苏联帝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空气毒化，对当地或该区域的居民有着致命的影响。最致命的污染来自当地。另一方面，臭氧层的枯竭和全球变暖确实是全球性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不是均质的，而是因地理位置和气候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军事全球主义也受到距离变化的影响。只有少数国家拥有洲际导弹，只有美国拥有将常规力量运送到全球各地的后勤：指挥和控制能力。许多国家自视为大国，或至多是地区性大国。自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the holocaust)以来，种族屠杀最致命的武器是1994年卢旺达的大砍刀。同时，当地的弱势行为体可以利用其他全球主义网络寻求报复。即使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跨国恐怖组织爆炸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就是明证。
所以，网络联系日益深化和强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系统性效应。但是，这种强全球主义又不是均质的:它因地区：方位和问题领域而不同。与其说它是一个信息传播速度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成本问题，它确实促进了我们所称的系统和制度转化率。全球化缩短了距离，但距离并没有变得无关紧要。国内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过滤作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化有什么实际影响，不同国家如何有效地适应全球化。最后，成本的降低使得更多的行为体参与更遥远地区的世界政治，使得世界政治更多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
信息革命促成了全球主义的诸多方面，但它并非造就当今全球化新纪元的唯一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如下政治事件塑造或扩展了全球化:1945年以来的美国政策；1989年苏联帝国的解体；1991年苏联本身的崩溃。关于冷战的终结如何影响了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将研究它对全球主义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交流形式或对潜在交流的认识所确定的。
冷战的终结与全球主义的维度
就经济方面而言，冷战终结最深刻的影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进一步合法化了，市场化--市场利用的复兴--开始于英国的撒切尔时代和美国的里根政府时期，早在苏联中央计划体制的弱点和缓慢性得到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曾经在规范的基础之上和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体制等两个方面挑战资本主义。苏联崩溃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沉重打击。但是，苏联经济比对手所认为的更为衰弱：腐败和贫富不均，这个事实的被揭露更具有破坏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信息技术上绝望地落在了后面。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只有5万台个人电脑，而当时的美国有3000万台个人电脑。4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苏联个人电脑增长了4倍，而美国个人电脑拥有量则增至4000万台。尽管苏联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4，但其军事发展难以为继了。
更确切地说，苏联和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曾排斥资本主义，但冷战的终结扩展了资本主义的地理疆域。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进程早就开始了，1945年之后创立的自由经济制度，巴西：印度等国家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国家实质性参与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失败促成了这一进程。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国家社会主义信誉的丧失：缺乏促进社会主义观念的强大集团，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促成了前被保护地区迅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步伐。
冷战终结的经济影响伴随着社会变革。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固然过于简单化，1989年之后自由资本主义再无一个对手，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许多排他性的社区反应。经济全球化也许增强了这些反应，但它并没有产生支配性的共同意识形态，不像工业革命造就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样。作为全球化反应之一的反美国主义(anti-americanism)远非团结一致。
如上所述，当代全球主义具有浓厚的美国化。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并非所有社会网络都源于美国。法属非洲仍然唯巴黎马首是瞻，而柏林对东欧影响巨大。美国并非惟一的模式--但它常常是首要模式，或者说其他国家试图模仿的第一个制度。它毋需与同等幅员和同样成功的强国进行竞争。
在这一点上，冷战终结之外的其他力量也发挥着作用。巧合的是，1991-1992年之后，苏联的解体与日本的急遽经济衰退同时发生。20世纪80年代，许多文献大量宣传日本将成为"第一"，现在看起来不合时宜了。欧洲正在趋向统一，但欧洲各国的社会和经济缺乏活力。在影响人们对人类社会可能如何的认知方面，美国几乎无可匹敌。因此，社会全球主义也高度美国化了。
冷战终结并没有增强环境全球主义。但是，冷战终结导致苏东工业生产的大幅度降低，因而减少了前苏联控制区的生态破坏。冷战终结对环境全球主义的主要影响更具有社会性(而非环境性):它使国家社会主义更加名誉扫地。苏联解体之后，一系列环境灾难被揭开，有的是有意为之，有时却是无心插柳。
冷战终结没有加速军事全球主义，但导致了后者的转型。基于美苏对抗的旧全球主义不复存在。俄罗斯丧失对尼加拉瓜或安哥拉等偏远地区进行干涉的能力。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毋需像过去那样关注安哥拉：阿富汗等偏远地区。当然，人道主义关注：前述非对称军事能力意味着，某些军事全球主义依旧残存。冷战终结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由美国所主导的军事全球主义。冷战期间，苏联进行了种种努力，但在军事技术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无力应对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就是明证。俄罗斯无法有效地抵抗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及其盟国可以人道主义等为由在伊拉克和波斯尼亚使用武力，并对塞尔维亚动武。
关联政治与全球主义的美国化
历史并非线性演进，其形式往往是并无因果关系的事件联合造就的。16世纪的推动力体现在如下方面:交通工具发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变革使之成为可能)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对宗教：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工业革命产生了高爆炸药：毒气和喷气飞机，使得战争更容易造成平民伤亡；只有这些发展与种族主义相结合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当代全球化也反应了关联(conjunctures)，而这些关联将是(我们真诚地期望是)更为友善的。就经济层面而言，冷战终结及其所述影响，与进口替代战略和国家控制型工业化模式的失败同时发生。更为深刻的是，信息革命与生物技术的类似发展，为新企业家创造了重视技术情报和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两种制度安排突然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是实验室与市场导向的企业之间的密切结合；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深化，许多代理人愿意冒险。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超过了欧洲和日本。
美国资本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深化，并摆脱了银行的控制。风险资本基金已经建立起来或曾经繁荣过，当然这些基金在下一个十年能否继续存在尚属未知。因此，当企业家--大多是美国企业家(尽管许多在外国出生)--寻找基金时，制度设施已经有所准备。如果美国市场做出回应，企业家更会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美国将因地处崛起之所而更加繁荣。
从社会和军事层面讲，关联也非常重要。在抗拒美国大众文化的思想风潮过去之后，信息革命带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电视和电影院播放好莱坞的影片。由于苏联崩溃导致美国唯一强大的对手(尽管其武器装备低劣)已经不复存在，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战武器可以刀枪入库了。
综上所述，冷战终结对全球化的影响深刻而不均衡。这些影响并非仅仅源自苏联的解体，却是苏联解体与其他各种因素相结合而促成的。其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全球主义的美国化:恰如我们看到的，美国并没有创设全球主义，但美国塑造了新千年之初全球主义的表现形式。
政治：公正：权力与治理
全球化影响各国的国内政策，从而对治理产生影响；其方式如同通过经济活动影响收益分配，即以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公平合理为原则；或与它对各国权力关系的影响类似，它对治理产生影响。
全球主义与国内政治
强全球主义以不同方式影响各国的政治和治理。例如，经济全球主义可以影响政治联盟，从而对各国的政策倾向产生影响。恰如我们在探讨1997-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所指出的，全球主义也会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招致危机，影响政治。在那次金融危机中，即使香港等管理良好的经济也遭受震动，似乎远离危机的市场--如美国的债券市场--也受到严重影响。为应对并非起源于美国的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98年秋天连续三次降低利率。环境全球主义对政治联盟和网络也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各国居民都对全球环境面临的危险做出反应。北方工业化国家援助巴西雨林或阻止印度建筑大坝的运动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军事全球主义可以不同方式对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及其盟国远距离投送兵力，从塞尔维亚的控制中夺取了科索沃，尽管没有导致该领土主权所属的正式改变，但却改变了这个政治实体的领土疆界。美国的军事行动确实影响着伊拉克：索马里和塞尔维亚的国内政治。然而，这些影响是否符合美国决策者的意图，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事件最清楚的体现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通过使用武力实现预想目标是困难的。军事全球主义确实有影响，但它常常对国内政治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其后果往往超出其预想。
全球主义对政府机构的基本影响，因情境不同而有异。有时，全球主义显然削弱了政府机构。例如，生产流动的要素将削弱政府确定并征收税款的能力，自由观念的传播削弱了神权政治国家控制本国政治的能力。但是，全球主义有时也会增强政府的能力。经济全球主义给东亚带来了繁荣，增强了新加坡的政府能力。社会全球主义增强了美国等成为"世界领袖"：为他国所效仿的意识，因此增强对本国政府的支持率。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无处不在，如1999年5月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似乎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加强了对北京政权的支持度。
全球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全球影响不可能在无中介的情况下进入各个社会，且为文化区别和国内政治所过滤。不同国家全球信息如何被下载是国内政治的功能之一。从这方面讲，即使在全球主义时代，政治仍然是地方性的。不同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能力，塑造着影响它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军事力量；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力量有不同的价值观；它们的政治制度对这些产生对应政策的价值观的反应也不相同。
国内政治可以各种方式塑造全球主义的影响。国内机构或许阻止市场信号等进入本国社会。前苏联等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禁止价格信号进入它们的市场；贸易壁垒：资本控制：扭曲的汇率安排等都有类似的效应。政府还试图阻止更为宽泛的社会观念入境，但是这样做非常困难；特别是政府还试图实现现代化，因此必须促进教育。
国内机构也为变革做出的反应提供渠道。有的国家模仿成功者，韩国：东欧等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为证。有的国家采取与众不同的灵巧方式做出调整:如欧洲小国对市场开放做出的反应是，维持相对庞大的政府，强调对弱势群体的补偿；而英美工业化国家一般强调市场：竞争和撤消管制。其他国家做出了调整，但并没有接受构成主要社会基础的价值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和日本都属于这一大类。有时类似的调整似乎取得了成功，如新加坡所展示的；有时这种调整却导致了政权崩溃，如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苏联。仍有某些国家强烈抵制全球主义，甚至采取了暴力抵抗手段。
最后，国内的经济制度：民族制度及其分歧可能导致国内冲突，它可能以深刻：常常是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建构民族认同(identities)或政治认同。在波斯尼亚，政治家呼吁坚持农村地区的传统认同，力图压制和消除在城市发展起来的都市认同。在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更为自由化的对手--他们也是穆斯林，但更倾向于西方观念--仍在继续争斗。
公正与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影响
工业革命造就了全球不平等的巨大鸿沟。1800年，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穷国家的4倍；现在，其差距达30倍之多。直到1960年之前，基本的趋势仍然是不平等的进一步拉大。自1960年起，出现了一个"平稳时期"。按照各国的人口来衡量，出现了既无趋异：亦无趋同的现象: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依旧。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却为高人口增长率所抵消；以购买力来衡量，这些国家的总体人均收入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这些总括性的数据掩饰了各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成功国家的经验说明，尽管有政治因素和资源限制的制约，走出贫困是可能的。世界上的大多数最贫穷国家--主要在非洲或亚洲--遭受过暴政：腐败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困挠。我们可以将其政治体制的缺陷部分归咎于殖民主义和19世纪的全球化，但是造成这些国家贫困状况的原因却更为复杂。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严重不公。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认为，从经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穿上了"黄金紧身衣"(golden straightjacket)，它们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又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问题是，在许多国家，一些居民获得了更多的黄金，而另一些居民感触更多的是紧身衣。例如，1995年，巴西最富有的1/10人口的收入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一半，最富有的1/5人口占国民收入的64%；最贫穷的1/5人口只占国民收入2.5%，而最贫穷的1/10的人口占不到国民收入的1%。在美国，最富有的1/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8%；最富有的1/5人口占国民收入的45%；而最贫穷的1/5人口约占国民收入5%，而最贫穷的1/10的人口仅占国民收入的1.5%。就各国之间而言，不平等更为巨大:199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的年收入总和还要多。
国内不平等的原因至少与国家间不平等的原因一样复杂。在过去30年间，全球化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期美国的工资差距也扩大了。平民主义政治家将不平等(以及工业调整带来的不安全感)归咎于全球化。但是，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其中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因为诸多变化是同时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即作为信息革命的一部分，技术代替了人工劳动；部分原因在于劳工组成的变化(妇女作用的增强)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工会的弱化)；部分原因在于贸易和移民的增加(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内因素比全球因素重要，但做出确切的判断非常困难，因为全球竞争也许会影响对新技术的认识程度。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移民等全球化进程对全国而言有好处，某些雇主--例如服装制造商：寻找佣人的富有家庭等--可能从廉价劳动力的增加中获益；与此同时，由于竞争的加剧，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却受到了压制。
再以中国为例，自中国领导人决定对外经济开放以来，这个贫穷的国度发展十分迅速。1976-1997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近8%，或者说，总体增长达450%。与此同时，联合国计算的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反映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也获得巨大增长。
统计显示，货币收入并非是衡量不平等的最佳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对寿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后果。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然而某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仍然低于52岁，而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寿命几近78岁。成人识字率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项基本标准，最贫穷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只有50%，相比而言，富有国家达到98%。
如上所述，早期全球化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五十年之前，只是因为战争：战争期间的社会破坏和经济中断而终止。在19世纪后期，富裕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而贫穷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减弱，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不平等加剧可归因于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变化是由大量移民造成的，后者可解释19世纪后期70%的真实工资趋同。不平等变化的政治后果非常复杂，但卡尔·波拉尼在其经典著作《大转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颇有说服力地指出，工业革命和19世纪的全球化所释放出来的市场能量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的加剧，它反过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反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等与政治反作用之间存在任何自动关系，而在于不平等引致政治反作用，最终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限制。
权力与网络
冷战终结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美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强大，其强大建立在全球基础之上。美国可以打击科索沃或伊拉克，而勿需担心有效的报复。甚至与最强大的竞争者相比，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具有压倒性优势。
美国处于当代全球化所有四个方面的核心，这一点不容质疑。认识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进一步思考关于全球主义的定义，即洲际相互依赖的网络。网络是一个系统内的一系列关联点。网络可以具有多种结构，其联系的集中程度和复杂程度由大及小，如毂辐：蜘蛛网：电极板或因特网等。网络理论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网络的向心性传送着权力。粗略地讲，我们把全球主义视为以美国为毂的网络，其辐条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该图景反映了某些现实状况。美国处于全球化所有四个方面的核心: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社会和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美国是最大的污染者，要想在环境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美国的政治支持是必要条件)等。如前所述，在全球化的当前阶段，美国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美国的汇合文化(syncretic culture)：市场规模：某些机构的有效性及其军事实力。反过来，这种向心性也给美国带来了硬权力和软权力:美国有能力诱使他者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硬权力)；以及说服他者做美国希望它们做的事情(软权力)。
其一，相互依赖网络的结构因所涉及全球主义的维度不同而不同。相比经济：环境和社会全球主义而言，毂辐比喻更适用于军事全球主义。即使在军事领域，许多国家更关注来自邻国的威胁，而不是美国的威胁。许多国家呼吁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保持地区平衡，其原因概源于此。换言之，在军事领域，毂辐比喻更适用于解释权力关系，而不是勾勒相互威胁关系。
其次，毂辐依赖模式也许会误导我们，使我们忽视敏感性与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即使在权力一边倒的军事领域，美国有能力打击世界上任何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脆弱性。其他国家可以采取非常规方式使用武力，或从长期看，它们可以开发带有运载系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届时它们也可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即使美国经济最为强大，它对全球资本市场的触染传播既存在敏感性也有潜在的脆弱性。在社会领域，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输出了更多的大众文化，但同时它进口的观念和移民也多于大多数国家。管理移民成为应对全球主义极为敏感和重要的方面。最后，从环境方面讲，美国对无权控制的境外活动--如中国的煤炭火电厂排放的废气有可能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存在敏感性和脆弱性。
其三，无法确认网络上其他的重要联系和交叉点。如前所述，在加蓬共和国看来，巴黎比华盛顿重要，莫斯科比中亚重要。马尔代夫群岛只高出印度洋海平面数英尺，因而对世界其他地区二氧化碳的潜在影响甚为敏感。它们也是完全脆弱的，难以想象它们能够摆脱政策变化带来的敏感性。同时，中国在焚烧多少煤炭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从未来的角度着眼，该问题与马尔代夫的相关程度大于美国。
最后，如上所述，毂辐模式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视全球网络架构发生的变化。网络理论家认为，当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传播差距时，核心权力受益最大。因特网的发展将改变这一点。例如，21世纪之初，美国的网民确实占全球网民的一半，但20年之后局面绝非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主义的网络是复杂而易变的。美国现在似乎是"跨越全球的巨人"，但仔细观之，美国的主导因问题领域而异，许多相互依赖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是--比小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但它们无法免除外来影响。长远观之，我们可以进一步期望，随着能力的扩展，全球化本身将降低美国的主导程度。
全球主义的治理
如果说自由放任将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而相互依赖网络正在穿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则全球主义如何治理呢?在我们乃至我们子孙的有生之年，新的"世界宪章"都不大可能被接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及其绝对规模--使得这种前景分外渺茫。然而，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化下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它们将寻求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即管理全球化。
这种治理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我们在此列举出五种形式:
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
5.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其方式不涉及一致性的国家行为。
国家和企业尤其采取内部行动对付消极的跨界影响--即对外界震荡的敏感性上升，以减少自身的脆弱性。这些行动或许采取如下形式:创设跨界交流的壁垒或对内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减少外部交流的成本。例如，1974年石油震荡之后，进口石油价格猛增三倍之多，诸工业化国家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有的成效卓著，有的则见效甚微。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为应对美元升值进行了内部调整，增强了效率和竞争力。最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给以欧洲大陆模式组织的政治经济(高福利国家：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和以东亚模式组织的政治经济(政府：银行和产业集团建立密切联系)带来了特殊的困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欧洲联盟也是)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这可视为对全球化的外在压力做出的内部回应。用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话说，"真正的政策变化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世界的安全，确保不同名目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享繁荣?"他的答案包括:采用多边程序；采取低关税但不是零关税；确立游戏规则，允许国家为确保合法的国家目标不受损害而重新实行限制措施。
抗拒全球化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某些国家身上的"黄金紧身衣"或许更紧身些。权力是决定后果的重要因素。有些弱国几乎没有选择，必须针对自己不喜欢的变化做出调整，至少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对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和环境体系做出反应)如此。但对强国而言，做出其他形式的反应是可能的。这些国家(以及强大的地区组织：尤以欧洲联盟为代表)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或联合一：两个友好伙伴迫使他者改变政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采取了许多类似行动，包括单边贸易报复：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救助海豚或实现其他良善的环境目标：(与英国联合)强迫银行接受资本适度标准。
以上两种形式的治理实践加强了这样相对明显的趋势:即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消亡的条件远未成熟。然而，面对全球化，单边行动往往是不够的，它往往导致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面对全球化的深化，各国越来越愿意牺牲某些合法的行动自由，以限制他国对自己采取的措施，或防止他国行为变得不可预测。有些类似的合作是在区域层次上进行的。经济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地区主义确实在全球复兴了。欧洲联盟建立了单一的市场和货币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各自建立起来；即使环太平洋带的地区主义也有所增强。
区域主义可视为国内政治做出的反应，也可视为对全球化作出的反应。区域化使得一群国家达到充足的"关键主体"，使它们可以对全球公司或其他流动性实体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例如，相比欧洲的单个国家而言，作为一个群体的欧洲联盟更能够对美国的单边政策做出有效的反应。
第四种形式的合作包括，进行多边合作，以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机制和国际海洋机制。大多数国家发现，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就必须进行合作。有必要指出的是，合作并不意味着和谐。相反，合作缘起于冲突，所以双方都认识到相互调整是必要的--纵然这样做常常伴随着痛苦。合作可能采取的方式有:双边或多边协议；政府官僚之间的非正式协议；向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派驻代表团等。全球流动管理的加强，往往采取层层叠加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某个协定确立的，这也使得全球流动管理难以在短期之内完善。但是，不完善的管理与没有管理毕竟不同--许多国家内部的交通法规可以为证。在有些情况下，合作相对容易些。例如，对因特网上的儿童色情进行起诉，这方面的合作比垃圾邮件的管理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前一个问题的共享规范多于后者。
国际机制以多种形式出现，有多种规则：争端解决程序和各种漏洞。有的机制经过一段时间后有所加强--甚至被合法化，确立了更具有强制性和更精确的规则，以及争端解决安排。以贸易政治为例，自1995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授权第三方仲裁，对贸易争端做出裁定。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机制的条款也缓和了外在治理的影响。例如，对那些未能遵守自由贸易义务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将义务强加于它们，更不强迫它们履行应尽的义务。如果裁定失败的被告方未能履行裁决，世界贸易组织授权其他国家在自己选定的领域实行报复行动以获得补偿，而又不侵犯被告方的国家主权。这种安排有助于协调总体原则与民主政体存在国内压力集团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时间证明，它像电力系统的保险丝盒一样有效。
最后，某些治理的尝试并不将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而是涉及跨政府的行为，国家各部门有所参与；或是跨国性的行为，非政府行为体有所参与。换言之，除必要但不完善的国家间制度框架之外，还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进程，作为各国合作关系之正式进程的补充。公共部门的跨政府交流有所增长，政府的不同部门就此建立了非正式联系。即使律师和法庭也参与到这种联系之中。外事服务人员构成民主大国大使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六
第四季对于hbo来说要完成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继续提高收视率，从而出色度过一般美剧的瓶颈期，而《权力的游戏》已经做得很好了。
第四季跟前三季最大的区别在于编剧在经过血色婚礼前后一次改编之后尝到了改编的甜头，在得到马丁的终极剧透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编剧本，应该说有一定的成效，但不足以掩盖跟马丁这个骨灰级编剧的差距。马丁作为一个老资格编剧，在写《冰与火之歌》中采用了比较新颖的pov式架构，在书的字里行间已经几乎给出了一个相当靠谱的剧本，分镜和对话，包括尽量少的心理描写和尽量多的场景描绘，使得hbo在接这部戏时几乎不用怎么大改就可以上手开拍。而hbo的编剧加入的多为吸引观众和提高收视率的一些刺激性画面，比如桃色镜头、同性恋镜头、大量流血和致残致死镜头等等，在前三季并没有在剧情上做很大的改动，所以得到了很多原著党的认可和支持。
好景不长，第四季的播出很快得罪了不少原著党，虽然作为一部美剧来说，第四季一般都是长寿剧和短命剧的分水岭，能继续下去的剧一般都会在剧情上有一个超大的震撼，使得观众抱有持续的期待，好的比如tbbt在第四季开始引入更多角色的感情戏和角色们的另一面重新赢得收视率，差的比如《废柴联盟》千篇一律地延续前几季的节奏导致差点被砍。《权力的游戏》自然不能免俗，如果延续老马丁的剧本，本季的几个引爆点——乔佛里之死、魔山毒蛇之战、长城大战、雄狮之末虽然都很出彩，但前后时间间隔比较远，乔佛里是本季刚开始就挂，而后三个情节则几乎都压到了最后两三集，使得中间情节稍显平淡，收视率会掉得比较明显，于是就把一些卷四《群鸦的盛宴》和卷五《魔龙的狂舞》的情节拿到了这一季中间部分来用，包括拉姆斯虐席恩部分、弥林攻城战部分，同时给观众比较喜爱的两个角色加了不少戏——艾莉亚和猎狗的探险被拉长，提利昂受审的部分也改编得较为出彩，博得很多掌声，甚至有理由因为受审一集给提利昂的演员提名艾美奖。
于是我们遇见了一个情节相当紧凑，故事应接不暇的第四季。从乔佛里之死开始，到拉姆斯虐席恩，从龙女攻下弥林，到艾莉亚历险记，从君临审判和比武大战，到长城之战以及最后的雄狮谢幕。编剧几乎把卷三、卷四、卷五前期最能抓住人心和眼睛的戏都放到了第四季来，每一幕都是血色婚礼上下的刺激度，丝毫不让你有片刻喘息和放弃的想法，想弃剧从良，呵呵，门都没有。
但这样的编排带给原著读者很多的困扰，我们几乎无法按照读书的顺序来看这部大戏，特别是最后几集对于剧情的压缩使得珊莎小指头部分、拉姆斯和席恩部分、布兰部分和龙女部分已经进入了第五部《魔龙的狂舞》的领域，而君临狮子部分和长城部分还处于第三部《冰雨的风暴》的情节。笔者还是很理解编剧的构思——延续前三季的叙事结构，继续用pov来回切换的方式来构架这一季，而不是像马丁在第四部和第五部中，将情节按地域区分开。马丁的第四部《群鸦的盛宴》几乎完全是君临部分的情节，而第五部《魔龙的狂舞》则是长城戏与异域戏穿插进行，两部书时间线相同，情节也是一同进行的。编剧将卷三后期到卷五前期的这两部书上下的故事重新排列，以时间顺序为轴进行叙事，相对观众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这一点是第四季的编剧值得赞赏的部分。
第四季最让人诟病的部分当然是编剧很多自以为是的改编。比较重要的有：詹姆并没有在乔佛里婚礼时回到君临、詹姆瑟熙教堂ooxx的时间顺序、大熊背叛的时间顺序、卡斯特堡垒双狼碰面、长城之战黑城堡部分、删减布兰游历和弄死玫健、珊莎成长过程的删减和改编、最后詹姆良心发现被删去等等。
剩下的剧情问题可以参考如何评价《权力的游戏》s04e09 的剧情和变化?和如何评价《权力的游戏》s04e10?中我的答案，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总之这些改编有的是为了缩减卡斯，去除一些不再续约的演员的戏份和合并一些不太重要的演员的戏份，比如提利尔家族的三个男性后代都被缩进了百花骑士一人身上。有的是为了缩减特效开支，比如布兰在长城以北的历险故事，省去了冷手和雄鹿的开销，直接用一次遭遇战就迎来了森林之子和三眼乌鸦。有的则单纯为了紧凑剧情，比如珊莎直接从柔弱单纯的少女变成了腹黑阴谋女王，删去了成长的过程。这些改编对于没有看过原著的电视剧迷来说无关紧要，但对于原著党来说则是内心期盼的小情结的缺失，特别是对于第十集詹姆放走提利昂时，删去了詹姆良心发现，告知提利昂泰莎不是妓女的真相，才引发提利昂最后的暴走，而剧中提利昂的暴走则单纯为了雪伊和父亲的轻慢，当然也删去了提利昂走前对瑟熙愤恨的诅咒以及造谣，算是洗白。
总而言之，第四季的《权力的游戏》是四季里最紧凑和最精彩的一部，反映了hbo的大制作功力和两位编剧较为独到的见解，并没有固守马丁的原有故事结构，大胆创新给出了一个hbo式的《冰与火之歌》的世界，虽然仍有瑕疵和遗憾，依然掩盖不了这一季所有演职人员的耀眼表现。第五季的《权力的游戏》值得所有剧迷、书迷和影迷的期待。
最后感谢第四季以来所有读者和朋友对范某的鼓励、支持和认可，同时也在我文中出现错误的地方及时指出问题所在，使我的知识更加系统，也使《冰与火之歌》以及《权力的游戏》的版块日趋完善。同时也欢迎更多电视剧观众在期待第五季的同时阅读《冰与火之歌》的小说原著，力所能及支持正版图书音像，和百万读者一起探讨书中情节发展，提出更多好问题。让我们共同期待《权力的游戏》第五季早日播出。
微权力自查自纠报告篇七
忽视战略、执行不力是中国许多短命企业的致命原因。平衡计分卡可以说是解决战略及其执行的一种绩效管理工具。本文通过湖北hy公司导入平衡计分卡项目的成功案例，介绍企业成功导人平衡计分卡的实战经验。
战术制胜的时代已经远去，战略制胜的时代正在到来。研究显示，美国约70％的企业的败因在于战略没有被有效执行。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年，而具有20年寿命的中国企业已经剩下不多了。从中国民营企业来看，2004年的平均寿命是5年，2005年的平均寿命是3.8年，2006年下降到2.9年。中国民营企业何以如此“短命”?缺乏战略和战略执行不力是两大重要原因。战略执行不仅成为投资者研判企业价值中的最重要的非财务因素，同时也成为困扰中外企业管理者的疑难问题。由罗伯特?卡普兰教授和戴维?诺顿博士首创的平衡计分卡(简称bsc)正是一种帮助企业有效执行或校正战略的绩效管理工具。它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和学习成长四个层面建立公司的战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落实成考核指标和具体的行动计划，从而实现企业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的有效匹配。
hy公司推行平衡计分卡的背景
hy公司是一家由三家公司于2003年合并而成的国有企业，公司定位是集科、工、贸一体化的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湖北襄樊，共有职工6000余名，旗下有10个分、子公司，营业收入为25亿元。该公司发展迅猛，其战略目标是到2017年营业收入达到100亿元。公司成立以来，遵循航空为本、多元发展的原则，在航空防护救生／空降空投／环控制冷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并拥有70多项专利和技术，最近还通过资本运作战略，涉足了矿业、原材料加工等行业。伴随公司的快速成长，管理滑坡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他们发现：第一，内部管理出现混乱，各种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及管理无法与外部扩张配套，导致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控制难度加大，矛盾日益突出；第二，公司决策的意图和目标得不到有效执行。为了实现百亿目标，公司的高层领导团队时时绷紧神经，如履薄冰，而普通员工表现得比较散漫，缺乏责任心和危机意识，干劲不足。为此，经公司领导层慎重考虑，决定引入平衡计分卡。
hy公司导入bsc的步骤与要领
1、实施步骤
2007年9月，由14位副总和外部顾问团队组成bsc项目小组，着手开展bsc在hy公司的导人工作。项目小组结合公司管理现状与问题，结合长期咨询服务的经验制定了导人计划，并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总部推进阶段(2007年9月至10月)
(1)公司战略明晰和公司级bsc的制定。首先，明确公司的使命、愿景和战略。项目组运用各种战略分析工具(包括swot分析法、波特的五力模型、价值链分析法等)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进行了审视，梳理和制定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业务经营战略和职能配套战略，并确定远期和近期的战略目标。该规划与公司的高层领导进行了反复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后，在各职能部门和各分子公司层面进行了深入宣传贯彻。然后，按照战略规划，将各的战略重点和工作目标形成一系列的kpi指标，对应于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各项指标都有相应的责任部门和责任公司，这样就形成了公司级平衡计分卡。
(2)部门级平衡计分卡设计。由于将公司战略目标和计分卡分解到部门的目标和计分卡难度相当大，尤其是横行协同问题难以操作，在实际操作中分为五个环节：一是部门职能战略定位。操作方法是，在部门职能基础上，对准和承接公司战略和愿景，规划部门的发展，并确定远期(5年)和近期()的工作任务与目标；同时要保证公司战略目标合理分解至各部门。二是战略示意图设计。操作方法是，组织各部门员工放飞思想，运用头脑风暴法和关键成功因素法进行部门职能贡献价值定位(显性与隐性)、客户定位、流程定位和学习与成长定位，确定平衡计分卡四个构面的工作目标。此步操作以客户分析为中心，确定各类客户的需求(客户构面)：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流程层面)需要哪些能力来执行、建立与优化流程?(学习成长层面)；同时要做到全员参与进行四个构面目标的充分讨论。三是战略地图设计。操作方法是，在战略示意图的基础上依据“20/80原则”进行行动聚焦，筛选掉非关键的、与目标实现关联度不强的部门。运用的方法是swot分析法和鱼骨头分析法。对于精选出的每个目标寻找前因和后果，将所有目标形成因果关系链条，并用箭头标识。不要忘记，战略地图是部门工作的备忘录，同时要与公司战略地图相对应。四是部门平衡计分卡设计。操作方法是，将战略地图四个层面中的指标作为kpi指标。再对每一项kpi指标进行考核定义确定考核的方式和维度，再确定四个构面间及各构面内部的权重，确定各指标的目标值和警戒值；同时要突出量化，特别是对公司kpi指标的承接。五是部门行动方案。操作方法是，针对每一项kpi指标的目标值都要指定责任人和行动方案，同时要做到责任到人。
第二阶段：分公司试点阶段(2007年11月至12月)
项目组和领导进行了深入沟通，确定汽车零部件分公司作为试点单位。该分公司是一个自主经营的利润中心，每年需要完成总部下达的经济指标，试点时期尚处于亏损状态，分公司领导也把改善经营的希望寄托于该项目上。项目组对试点作了周密的安排。借鉴总部的做法，先梳理和明确分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然后依次设计分公司级、分公司部门级的平衡计分卡。在部门平衡计分卡的基础上，将部门的四个构面的kpi指标按照岗位职责分解到部门内的各个岗位，由岗位上的员工担任责任人。这样就形成了分公司的目标体系、kpi指标体系和责任体系，将分公司的战略落实到每个员工的工作行动中。其余的9个分子公司都按照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做法，设计好子公司内部的三个层级的平衡计分卡。
第三阶段：全公司推进阶段(2008年1月至2月)
为了防止公司战略与各分、子公司和各部门的链接出现纵向战略脱节，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步，总公司高层领导和项目组把各分、子公司领导以及47个部门召集到一起，宣讲集团的发展战略重点和战略目标，并反复研讨。以此提高子公司对集团战略的理解、支持和承接。第二步，建立平衡计分卡战略实施管理架构，以达到公司战略横向和纵向的平衡与协同。第三步，每个子公司以总公司的平衡计分卡为指导方针，明确子公司的战略重点，在项目组的指导下修正各自的平衡计分卡。第四步，集团收到所有子公司提交的平衡计分卡后，再次完善集团层面的平衡计分卡，使集团战略和子公司战略真正达到协调统一。
第四阶段：跟踪辅导阶段(2008年3月至6月)
平衡计分卡需要在推行中不断改进，外部专家顾问团队对hy公司进行了跟踪辅导，对包括kpi指标及其目标值、警戒值的修订、员工的观念培训、bsc项目推行问题进行了有效解决。
2、实施要领
第一，成功实施bsc的最重要的一条是高层领导的决心、支持和推动。第二，培训与宣传贯彻。首先在项目伊始，要在全公司宣传改革的意图和平衡计分卡的相关知识，包括采用各种媒体、标语，宣传册方式营造bsc项目的氛围；其次，根据项目的推进阶段要对各个层次的员工进行沟通、演练和培训。第三，采取bsc项目考核制度。依据47个部门和9个分、子公司在bsc项目参与的积极性、责任心及成果对其进行奖惩。第四，二级部门要签署协议bsc项目协议，协议中包括目标和kpi指标的合理性和实行考核的意见等要项。第五，保证纵向的目标战略协同和横向的部门、个人协同。
hy导入bsc的配套措施
1、建立浮动薪酬的绩效激励系统
部门和个人形成的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最终必须通过绩效考核体系加以实施落实，才能实现其蕴藏的价值。hy公司目前实行的是岗位薪酬，不利于激发员工积极性。而按照权责利一致的管理原则，在明确了职权和职责之后，还需要建立绩效薪酬制度，将工作绩效与员工的薪酬挂钩。经过公司内部员工调研和充分沟通，最终确定了员工的实得薪酬由岗位基本薪酬、岗位职级薪酬和绩效考核薪酬三部分构成，其中岗位基本薪酬，参照当地的基本生活标准，占比30％；岗位职级薪酬，依各考核调整，占比30％；绩效考核薪酬，实行月度持续考核，依据月度考核，占比40％。通过绩效激励系统的实施，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在公司、部门和个人层面建立能力发展模型
依据公司战略目标制定各个层面的能力模型，为员工学习和成长计划提供依据，从而为财务、客户和流程层面的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为公司后备人才培养和员工的招聘与引进提供依据。这是导入平衡计分卡之后需要做的重要工作。
3、建立绩效和薪酬管理的it系统
bsc本质上是一种量化考核工具，其目标值和指标值的来源既可以是经验值也可以是行业标准，数据采集和处理比较繁琐，为了减少行政性事务和降低推行的难度，需要有效的it系统来及时跟踪公司、部门和员工三个层面的绩效，让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适时对平衡计分卡作适当调整以实现既定业绩目标。
借助平衡计分卡这一管理工具，企业不仅可以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平衡、结果与过程的平衡，而且可以提高战略意识和提升战略执行力，从而促进中国企业整体战略管理水平和意识的提高。
责任编辑 丛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