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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制度发展分析法律论文
收取费用，被子产指责为“不法先王、不事礼义，而好冶怪说”(《荀子，非十二子》)，竟因此而惨遭杀害[1]，尽管周礼为尊重贵族，规定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而由其下属代为出庭(参见《周礼，小司寇》)，但此种规定在历代的律例中并未记载。即使对职官犯法，历代律例中也没有就是否可以由他人代理的问题作出规定，因此一般平民百姓，自然不能请他人代为出庭辩护[2].不过，自秦以后，在一些典籍中曾出现过有关律师的称渭。如后汉时，曾有人建议聘请散居的“三公”做朝廷的法律顾问，以备“朝有疑议及其刑狱大事”时进行咨访“。至明帝时，大夫卫凯提出设置”律博士“主张，明帝曾采纳了这一建议[3]不过，自唐代以后，律例有不少禁抑讼师，严惩讼棍滋讼行为的规定。如唐律例有禁止”为人作辞碟加状“，及”教令人告事虚“的两条律文。明、清律并设有严禁”教唆辞讼“条文。明清律都规定：为他人写诉状，状内稍有夸张不实，以致所控罪名有所出入，写状之人就犯了诬告反坐之罪[4].《大清律例》更是严格禁止为他人写作诉状时夸张不实。其中规定：”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近边充军。“”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只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歼棍不行拿例，交部议处。“供讼师所参考而可能助长诉讼的书籍也一概严禁，代人屡写诉状，即使无不法情事，也应受罚。请代曾设立过官厅许可代书制度，由官府组织讼师写作诉状，但这一制度也在以后被禁止。
讼师之所以受到官府的严厉查禁或监视，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讼则凶”，而应息讼、终讼并导致无讼。而讼师的行为常常导致兴讼，陷人心于不古[5]，因此应予查禁。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与我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密切联系。张伟仁先生指出：“因为我国社会以家庭为单元，许多制度都以家庭为模式，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法官审案就像父母处理子女间的纠纷，(事实上诉讼当事人都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自称为‘子民’。)在一般的情形，只要子女将事实陈述清楚，父母就可作为妥当的处理。子女如果诉说不休，固然已无必要;假如又请了外人来帮助辩论，则更大为荒唐。这样的不肖子女固然要严加教训，而那些离间骨肉、拨弄是非的外人更该从重惩斥，否则父母的威严荡然，亲子间勃溪迭起，不仅家将不家，整个社会都将崩析瓦解了[6].”还应看到，请代的讼师虽粗识或熟识法律，但不少人利用老百姓不懂诉讼或负气争讼等，而巧言挑唆，多方包揽，从中渔利，一些人心术阴诈，常对当事人大施敲诈，因此其既为官府痛恨，也不受民间欢迎。所以，民间将讼师称为“讼棍”或“恶讼师”，也不无道理。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提及生物的入侵，可能比较陌生，但纵观我们的生活，生物入侵却无处不在，从“食人鱼事件”到“鳄鱼龟放生”再到“小龙虾之谜”等，无不是生物入侵的结果。同时，这些表象下却深藏着巨大的生态危害，那便是生物入侵可能带来的巨大生物多样性破坏。
一、生物入侵及其危害。
生物入侵是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加剧出现的一种现象。国际组织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对其定义认为，生物入侵是外来生物(非本地、非土著生物)借助自然力或者人类社会力量，从原生区域扩散至新生区域，在新生区域繁殖生长，对新生区域(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的过程。
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已经日益凸显，其具体表现为:。
(一)生物入侵对入侵地的生态影响。
外来生物在得到人类力量的帮助后落户当地，在逃离人类控制能力后，在当地获得适宜环境后，可成为当地优势物种，并进一步蔓延，形成物种单一。同时可能会因为生物的单一性通过生物链影响相关物种群，威胁当地已经处于濒危的物种，加剧当地生态恶化。另外，生物入侵后极有可能与当地的近亲物种杂交，产生出新的杂交品种，使得其杂交的后代侵略性更强。
(二)生物入侵的文化影响。
生物入侵的首要破坏便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每一个生物圈的人类社会文化都是以本地生物多样性为重要元素，在生物对当地环境入侵后，可能会影响生物圈背后的文化元素，使当地的文化遭受间接破坏。
(三)生物入侵的经济影响。
生物入侵当前所造成的影响正以数以亿计的成本递增。以美国为例，当前在美国境内有接近4500多种的入侵生物，且每年在以数十种数量在增加。这些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生物入侵(尤其是植物)成为当地有害生物，成为贸易摩擦的`借口;对当地的旅游资源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生物入侵通过生物的改变，影响当地气候、水质等环境因素形成不良影响产生间接经济损失。
二、生物入侵与风险预防原则。
(一)风险预防原则。
所谓风险预防原则就是指，当前科学有足够证据证实是无害的，否则所有对环境有害的行为都应当被约束。风险预防原则在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后，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传统法学认为，在采取相应行动或措施的基础应当是基于当前可得知识，即对可能的有证据证明的巨大安全隐患，采取措施应是能遇见的，对于不能遇见的不应成为行动的依据。这种科学的确定性为基础的思想长期占据传统法学的脉络。在环境法学被日益重视之后，作为传统法学的科学确定性原则也受到了挑战，科学性的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当前法律行动的重要基础。所谓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指当前对于某一项技术或者现象是否具有环境风险存在争议，科学技术对此风选具有不确定性争论，但同时，如果风险不予以控制则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以《生物多样性公约》而言，在对待科学的不确定问题上，表述为: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推迟采取用来避免或者减少生物多样性重大损失的措施的理由。为解决科学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之间的矛盾，预防原则顺势出现。
(二)预防原则与生物入侵。
预防原则无疑是解决当前生物入侵的有效原则，同时预防原则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引用，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都是为避免发生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海洋法公约》第196条规定:“条约缔约国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减少引入的外来生物到特定海洋环境中，因为这些海洋生物可能对当地海洋环境带来有害变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11款中，“缔约成员国应当对那些威胁当地生态系统的外来生物进行预防、控制以至于根除”《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中规定“水道国家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外来生物到国际水道。”
三、防范生物入侵实践中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适用。
生物入侵防范作为一种长期性的防治工作，在防范生物入侵过程中，法律适用应当着眼于风险本身，有针对性的解决风险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就其风险本身而言，可将风险的过程细分为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损失。所谓风险因素，指的是能够引起或者增大风险事故发生幅度的组成要素;所谓风险事件，是指由风险直接导致发生的损害事件;风险损失，指的是由风险事件引起的非可预计、直接因果关系的价值量减少，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价值。从这些概念来看，不难看出，在这个关系链中，风险因素与风险损失直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风险事件只是一种表象。在对待生物入侵防范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考虑从本源的角度来充分评估各类风险的因素，减低风险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风险损失:。
(一)评估风险因素。
外来生物的评估是针对有意识引入外来生物之前，对拟引入的外来生物进入本地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这些评估的内容包括环境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人类健康及引入后的生态系统效应问题等。对于这些内容的评估，应当尽可能的全面，同时在全面的基础上，应做出相应的识别和处理，做出相应决策后应当尽可能降外来生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降。以发达国家对于风险评估的操作来看，其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加大了对外来生物入侵的管理，将风险评估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环节。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已经制定了国家杂草战略，对杂草有相应的评估系统，该种系统能够清楚识别多种杂草，有效解决了外来生物的风险评估。
(二)防控风险事件。
对于风险事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防控。第一，建立完备的检验检疫制度。检验检疫是控制外来生物入国门的重要屏障，应积极建立相应外来生物名录。同时，有重点的针对入侵生物来源地检验，对于美洲这种重点区域应当重点检疫，严格评估其在国内的环境适应性和入侵性。其次，应当建立完整的报批制度。对于外来生物的引入，应当在完整的名录制度及行政许可下进行引入备案。最后，可以建立预警机制。在外来生物已经在当地形成规模即将造成风险事件，迅速利用一切手段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三)减少风险损失。
目前对于外来生物的清除方法包括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一旦生物入侵的事件已经发生，对于外来生物的清除可以考虑三种方法综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清除效果。同时在清除的过程应当保证尽量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减低到最小，使这场环境手术的创伤最小化。
在防范生物入侵的过程中，除适用预防原则外，还可参照国际合作、责任原则等共同形成防范生物入侵的“预防——清除——控制”三阶段处理方式，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独立保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地区，那时的中东国家由于石油输出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它们有能力开展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与西方国家就建设这些大型项目签订数额巨大的合同。这些工程项目通常工期长、规模大，可能出现风险的环节多，由于这些石油输出国缺乏国际贸易的经验，常遭对手欺诈，损失十分惨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要求承包商或出口商提供一种与基础合同相互独立、其一经请求就能得到赔偿的担保，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为了争取交易机会只好答应这些条件，于是，独立保函大量兴起。
一、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惯例与国际公约。
独立保函最早在《合约保函统一规则》（urcg325）中初见端倪，但是urcg325并没有对独立保函和从属性保函做出明确的界定，为了让独立保函也有适用该规则的空间，它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第9条关于受益人提出索款要求时必须提供合理理由或申请人违约证明的规定。真正为独立保函量身定做的国际惯例是1992年国际商会第458号出版物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458），以及于7月1日生效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201月1日起生效的《联合国独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公约》是同时规范独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的国际公约，其中用“保证”一词统称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保函。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458）对独立保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定义，其第2条（a）款规定：“在本规则中所称保函系指由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或个人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凭提交与承诺条件相符的书面索款通知和保函可能规定的任何类似单据（如建筑师或工程师出具的证书、判断书或仲裁裁决书）即行付款的任何保函、付款保证书或无论如何命名或叙述的其他任何付款承诺，而不论其名称如何。”而urdg758对该规则项下使用的见索即付保函一词定义为：根据提交的相符索赔进行付款的任何签署的承诺，而无论其如何命名或描述。可见urdg758并没有在定义中区分独立保函的几种类型。
独立担保的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独立性原则给风险留下了生存空间，使谋求不当利益的当事人有机可乘。独立保函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对保函条款设计的缺陷，从而给利用这些漏洞的人提供了机会。
1、保函中关于时间条款的风险。
一般来说，保函自开立之日起生效，但是在履约保函、付款保函中，这意味着保函一旦生效，即使申请人履行基础合同的期限还没到来，受益人也可以立即提出付款要求。此外，对保函反复延期以达到随时提出索赔目的对申请人来说风险也很大，这会使保函成为了“敞口”保函，期限越长风险越大。下面这个“不延期即索赔”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案例a：我国a公司向h国b公司出口热水器，双方签订的基础合同约定，b公司开立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但该信用证生效的条件是b公司收到h国银行开立的以b公司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后我国的甲银行接受了a公司的申请，请h国乙银行以甲银行向其开出的履约保函为反保函，向b公司开立履约保函，并规定索赔条件是收到受益人出具的申请人未能履约的书面证明后付款，该保函适用urdg458。在保函即将到期之日，甲银行收到乙银行的来电，要求延期3个月，否则要求赔付。甲银行经协商发出修改电，内容是同意延期3个月，但索赔条款增加为凭sgs检验证和受益人出具的申请人未能履约的书面证明索赔。后乙银行来电表示同意延期并收取了修改费，但对索赔条款修改一事不置可否。在延期后的有效期即将到期时，乙银行又来电要求再次延期，但此时由于a公司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并提供了提单等证据，因此申请人和甲银行都拒绝保函再次延期，并要求乙银行准备到期注销保函。乙银行没有答复但是过了两个月又向甲银行提出索赔，理由是：受益人已提交一系列证明；乙银行不同意甲银行对索赔条款的修改；申请人没有在原有效期内提交履约证明；乙银行已赔付受益人。甲银行坚持拒绝支付索赔款并陈述了理由，后乙银行未再索赔。
本案是关于对保函反复延期的案例。对保函的反复延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提出索赔，使保函在有效期问题上成为了一个“敞口”保函。保函的有效期意味着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期限，有效期越长，担保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本案中甲银行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甲银行拒绝第二次延展有效期的情况下，保函应在第一次延展到期后失效，而在保函失效后提出的索赔当然应当拒绝。
2、保函中关于金额条款的风险。
首先，保函的金额应当适当，有时申请人为了得到宝贵的交易机会不得不答应一些保函金额过高的条件，而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增加申请人的责任。其次，反保函是独立于独立保函的，如果反保函中没有列明担保金额递减条款，那么虽然独立保函的责任随合同的履行逐步减轻，但是反保函的责任却没有相应减轻。下面一例就是保函中未加列担保金额递减条款的真实写照。
案例b：s国的a公司是我国的b公司在s国设立的合资公司，a公司承包当地某政府部门的项目，根据项目合同的约定，b公司向甲银行申请开立以s国某政府部门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后甲银行根据b公司的申请，请s国乙银行以甲银行向其开出的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为反保函，向s国某政府部门开立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在乙银行开出的保函中有一条为：该保函金额将随每一期项目时间的到期，根据每份接收证明的签发，或该期的每次发运的发票价值，或受益人发给乙银行的书面同意而自动地、成比例地缩减。甲银行在反保函中，除递减条款外亦作出相同的承诺。后s国乙银行向甲银行请求索赔，索赔金额为全部担保金额。申请人b公司向甲银行发函称其已完成项目70%的工作量并已得到s国政府部门的确认，请求甲银行为其减额。甲银行向乙银行传达了这一请求，但乙银行除同意对预付款保函部分减额外，仍要求甲银行全额付款。后甲银行最终对外赔付了保函项下的款项。
本案涉及的是反保函中没有列明担保金额递减条款的问题。如果在保函中写明担保金额递减，但是反保函中没有同时写明，就会出现保函的担保金额随合同的履行在逐渐递减但是反保函的担保金额却未相应减少。一旦受益人要求索赔，则必须按照反保函的担保金额如数偿付，给担保行和申请人带来一定的损失和风险。
3、欺诈性索款的风险。
欺诈性索款是指在保函受益人明知保函申请人没有违约而仍隐瞒真实情况，故意告知第三人虚假情况，试图诱使第三人向其作出保函项下的付款。欺诈性索款能够成功的根源还是在于保函条款设置的不严密或不慎重，而且鉴于交易机会的难得某一方往往会接受一些不公平或者条件苛刻的条款，最后导致这些漏洞被利用而成为欺诈性索款的诱因。下面以两个案例来解释说明，第一个是受益人利用了优势地位及保函中的一系列设置欠妥的条款而成功欺诈性索赔的案例，第二个是发现欺诈性索款后申请人及时申请止付令从而成功阻止了欺诈性索赔的案例。
案例c：我国某公司持中标通知书来到甲银行申请开立履约保函，受益人为巴西某公司。甲银行在审核申请人的材料时发现标书和基础合同均为葡萄牙语，且标书规定中标方先开出独立保函招标方再与其签订合同，招标方根据合同开立延期付款信用证，保函金额为合同金额的.20%，且招标方只接受当地银行的保函。由于该条件过于苛刻且不符合国际惯例，甲银行建议申请人慎重考虑，申请人与招标方多次协商未果。后招标方通过巴西银行开来信用证，规定，最后一批货物不得晚于6月25日到达巴西a港口。甲银行在申请人的一再要求下指示巴西银行转开中标履约保函，保函有效期为全部货物运抵巴西a港口后60天以内。9月13日担保行接到巴西银行电告称收益人已于9月11日通过公证机构递交正式函件声称申请人违约并要求赔付保函金额。经了解，最后一批货物是于6月26日到达巴西a港口的，保函有效期为之后的60天，而巴西法律另赋予15天的宽缓期，因此保函于9月9日到期。后对方改称受益人9月8日向当地公证机构提交索赔函公证，而9月9日和10日是巴西的假期，故巴西银行在9月11日受理了受益人索赔并执行了保函。
本案涉及的是出于强势一方的招标方在贸易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其中不乏风险和陷阱。投标方不提供标书和基础合同的英文版本就是要利用语言解释和理解方面的偏差在可能出现的纠纷中对自己有利；其要求先提供独立保函再签订基础合同，目的就是即使在签合同的过程中出现分歧都能得到保函的保障；受益人还要求比例过高的保函金额，加大了申请人的风险；另外在索赔时间上，巴西银行在第一次电告中称受益人已于9月11日通过公证机构递交正式函件要求索赔，而后又称受益人于9月8日向公证机构提交索赔函，前后说法矛盾，而我方并没有深入调查，而是为了维护声誉草草对外索赔；此外，对当地法律的适当了解也是必要的。
案例d：我国某进出口贸易公司甲与印度某公司乙签订机械设备销售合同，此外由于销售的机械设备还涉及诸多技术上的问题，双方还签署了《技术合作协议书》。应乙公司的要求，甲公司向我国a银行申请开立以乙公司为受益人的预付款保函，该预付款保函明确了保函项下的基础合同为《销售合同》。该销售合同中规定由甲公司在签订合同两个月内用特快专递以软盘和图纸的方式向被告提供装配图、总布置图、含载荷数据的地基图、电气/土建要求。后印度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提供的图纸不符合《销售合同》中的约定，违反了合同义务，因此向a银行请求索赔。甲公司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乙公司的索款存在欺诈并请求判决a银行终止向乙公司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人民法院在认真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函件后认定，甲公司已经履行了《销售合同》中的提供图纸义务，而乙公司要求提供的设备规格修改后的图纸及其他额外要求已经超出了《销售合同》的约定。因此判决支持甲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乙公司的索赔请求存在欺诈。
（二）对独立保函风险的预防。
因为urdg758第20条对单据的审核时间，规定为交单后5个工作日内。与urdg458规定的“合理的时间”相比，审单时间的刚性大大增加。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和受益人进行磋商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不大，欺诈情况下申请人申请法院止付令时间也很紧迫。可见urdg758体现了独立保函为受益人迅速提供资金补偿机制的特征。因此，在事后补救的困难大大增强的情况下，事先应做的准备工作要十分细致，保函项下条款的措辞应讲求严密，除时间条件外，所有的条件均应单据化。具体说来，做到以下几点有助于减少和降低独立保函带来的风险。
1、明确保函的生效日期、失效日期和延期条款
保函可以自开立之日起生效，但是也可以与基础合同的履行期结合起来做出其他规定，如“保函自开立之日起30天后生效或保函开立之日起30天内不得提出索款要求”。保函的失效日期也应与基础合同联系起来，通常可以规定合同的履行期限加上一段时间为保函的有效期。
此外，要明确保函延期的条件、次数和延期的期限，同时注意在反担保协议中约定对等的延期条款，防止无限期保函的出现。
2、担保金额适当并利用担保金额递减条款。
担保金额应与合同价款成合理比例，一般为合同价款的10%比较适当，过高的金额比例会增加担保行和申请人的责任。在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融资租赁保函中，应考虑增加担保金额递减条款，明确约定金额递减的依据，如“随受益人签发的收货单上载明的金额递减，当金额递减到零时，该保函即失去效力”等。同时注意在反担保协议中约定对等的担保金额递减条款。
3、要对交易对手及其所在国家有所了解。
保函开立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资信状况。在国际贸易中对商业与法律风险的防范主要是做好对保函受益人资信及所在国家有关法律的调查研究。申请人在开立保函之前应该对受益人的资信状况、经营作风与诉讼记录有所了解。对保函的到期日、保函自动延展、保函的金额条款有特殊要求的国家的法律要特别注意，有助于避免潜在的风险。
4、设计严密的保函条款是较少风险的基础。
保函条款要遵循国际惯例，措辞要十分严谨，当事人各方应仔细斟酌保函的具体条款。申请人和担保行应尽量争取开立有条件支付的保函，将事实条件转化为单据条件并为自己附加一些保护性条款。申请人和受益人都应重视对保函文字条款的审查，要把对保函条款的探讨和推敲提高到与对合同本身讨价还价相同的高度去对待。
独立保函制度是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在不断的应用与发展中体现了其“双刃剑”的特征，一方面，独立保函为国际贸易中的当事人提供便利与保障，另一方面，也都给一些当事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这无疑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有利有弊，重要的是慎重地选择、巧妙地设计、合理地预防和积极地维权，只有这样本身设计合理的制度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状况及原因分析论文
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可雇佣性应针对会计与审计的行业特色和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定位，明确培养学生可雇佣性的目标，有针对性地设计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
2.1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培养目标。
会计与审计行业作为服务性行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求从业人员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本着服务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依托不同行业和单位的用人需求，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的、熟掌握会计与审计技巧和基本理论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2.2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具体内容。
基于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基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工作技能、专业知识等三个核心要素，将可雇佣性的概念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专业知识传授为基础，工作技能训练为主导，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的可雇佣性模型，见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高职院校会审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重视在校内的基本知识教学和实践课程的训练，更要注重校外实习的培养效果。在校内培养环节中，课程体系设置是可雇佣性模型的实质性要素。课程体系不能直接照搬本科类院校的培养方案进行设计，应整合通识课程体系、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等三类不同的教学课程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可雇佣性的培养。在校外实习上，选择“双导师指导下的顶岗实习”模式，学校积极寻求与实习企业进行长期合作，与校外实习基地签约，并由校外实习基地单位指派校外实习导师，通过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通力协作，促成学生形成相对成熟的人格和性格，提升其工作适应性。
2.3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实施方案。
为了明确“专业知识传授为基础，工作技能训练为主导，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可雇佣性模型的可操作性，保证可雇佣性模型能够顺利实施，需要对学生在校三年的学习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对校内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和校外实习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安排，形成固定的实施方案，以保障可雇佣性模型能够应用于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培养。
在校内课程设置上，应当根据学生可雇佣性培养的要求，形成理论与实践循环递进的培养过程，即当学年所学习的'通识常识和专业知识，需要经过实践课程的训练进行检验和提高，使其综合素质、工作技能和专业知识得到同步提高。
在校外实习过程中，通过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在具体的、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巩固的工作技能，同时也能够了解实习基地单位乃至整个行业发展对雇员可雇佣性的具体要求，启发学生不断去思考和体验自己面对现在和将来所处的工作环境，使学生真正掌握面对初次就业需要的能力，了解未来工作机会所需要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不同行业和企业对人才可雇佣性的需求。
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论文
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
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客观、准确的研究及分析，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的基础。
从年龄上讲，大学生是一个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加之历史原因、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个别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与社会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和法律需求，对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切实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大学生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方针，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是促进培养现代化合格人才的需要。
（一）调查形式和结果。
经过对某医科大学汾阳分校09,10,11三个年级多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00份，收回100份，收回率100%。其结果显示：
1、法律知识的来源及对法律知识重要性的认识34.23％的学生的法律知识主要来源于学校的教育，44.34％的学生法律知识来源于电视和报纸，受家庭影响及其他来源的占21.43％。自己认为掌握了必要的法律知识且能灵活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生占22.5％，77.5％的学生认为自己法律知识不足或不能灵活运用。77.6％的学生认为需要学习或深入学习法律知识，13.8％的人认为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9.6％的学生认为完全不需要。约1/3的学生认为造成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为法律教育活动的局限性，1/2的学生认为社会的不良风气及贫富悬殊是主要原因。这表明大部分学生法律知识缺乏，学校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不足，不能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求。
2、主动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在实际生活中，有意识的主动运用法律知识的学生比例仍然不高，如参加勤工俭学时，有意向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占61％，无意向的人占39％；被骗或被盗、被抢时选择向公安机关或学校保卫处报案的占87％，不报告的占13％；认为报案没用或司法机关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人占15.2％。遇到不法行为时，男生选择漠不关心的比例占到10％左右，女生比例占6％。
3、对法律的信任度和对当前法治的整体现状的满意度对法律保持信任的学生占35％，认为法律会越来越完善的学生占31.2％，而认为法律不如权利有用及法律越来越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工具的占33.8％。对“法院做出公正判决有信心”者占26.4％，对“当前整体法治环境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达69.8％。这一方面说明作为法治前提的民主立法及其程序还很不健全，司法不公乃至司法腐败现象仍然畅通无阻；另一方面这种消极的法律意识也会严重地影响到公民法律信仰确立和法治理想信念的最终建立，表现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一定程度的缺失，也反映了不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法治环境和氛围。
（二）调查结果分析。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精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并非易事，所以本文只能结合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概括：
1.大学。
生缺乏从总体上准确理解和把握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现代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与传统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视法为工具与目的的统一，并更加强调法的目的价值，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学生对法的民主基础尚未有明确的意识，仍然存在着一种传统意义上将法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观。
譬如，他们也认可“法治”反对“人治”，但受到传统人治观念和现实中一些“权大于法”现象的影响，往往认为法律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他们也认可民主反对专制，但受到中国现实国情的制约，往往认为法制只存在于民主制度而专制制度下就没有法制，没有认识到法制既可以与专制相结合，也可以与民主相结合，而只有以民主为社会基础的法制模式，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法治。
2.有感性法律意识，但缺乏理性法律意识法律本身是一门学理性极强的学科，不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理论，就难以用理论解决现实存在的法律问题。
大多数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还只处于初级的感性阶段，正是因为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使得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处于对法律本质认知的启蒙状态。比如，多数学生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对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却知之甚少，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都是实行宪政的国家，若不能将宪法提到宪政的高度加以认识，在论及宪法内容时不能立即想到公民的权利以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则是缺乏现代法治意识和宪政意识的表现。
大学生思想开放，时代感强，主观上期望法治，关心国家法制建设，但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普法、守法、执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行生动的法制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实行“依法治校”，营造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氛围。
高校的法治环境如果是民主、平等的，必然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正确树立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反之亦然。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活动要有章可循，程序合法。学校制定校纪校规时，要确保所建立和使用的规章制度不违背法治的精神，与国家现阶段所颁布和使用的法律法规不冲突，并“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
（三）深化大学“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开展校园法制文化活动，以适应素质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要求。
目前的“法律基础”课教材，普遍存在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教材内容未突出重点，只注重编写的系统性，教材内容几乎涵盖了我国现行的法律，书中几乎无任何案例对相应法理进行释疑，而法律条文中大量引进的专业术语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无异于读天书，不适应学生自学和阅读的需求。大学“法律基础”课应改为法理学课，或者至少从内容上突出对法治的基本理论、现代法的基本观念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的介绍。
同时，应当积极拓展法学选修课的开设门类和开设范围，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使学生从理性的层面对整个法治、法律及各部门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有一个宏观把握，从而逐步培养出适应现代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的大学生。
学校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场所，但仅靠学校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安排，它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社会教育工程。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要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心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国家的各种建设规程同步进行，形成良好的法制教育大环境，才能为社会输送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跨世纪人才。因此，高等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主要任务。
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状况及原因分析论文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并不能仅仅以培养具备工作技能的实用性人才为终极目标，应从人才职业生涯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为根本目标，为了保障该目标付诸实践，在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模型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3.1注重通识课程对人才可雇佣性培养的作用。
通识课程所提供的方法论能够培养学生综合处理能力，使学生可以快速熟悉不同行业运行的一般规律与流程，迅速进入工作角色和状态。因此，在实施可雇佣性模型时，需要注重通识课程对人才可雇佣性培养的作用，以促进学生能够适应各种工作环境，把握未来工作机会。
3.2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关联。
在可雇佣性模型的实施过程中，会审专业课程设计应要考虑用人单位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将可雇佣性的培养理念嵌入到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可以邀请会计事务所、财务公司、不同行业公司的专业财务人员参与校内的课程设置，将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要求与学校进行及时沟通，在课程设置中及时嵌入不同行业发展需求和会审专业发展动态的要求。
3.3加深校企合作，建设高水平校外实习基地。
学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目的在于实现校企双赢，学校能够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合格人才，企业将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实施可雇佣性模型时，需要加深校企合作，吸引不同行业中的高水平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会审人才的培养过程，学校可以为企业的个性化人才需求定制详细的校外实习内容，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参与不同岗位的顶岗实习，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工作技能和实际经验。
在理论层面上，构建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模型相对容易，而付诸实践则要困难很多。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会审人才需求依旧十分旺盛，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培养将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焦点。
参考文献：
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状况及原因分析论文
摘要：可雇佣性是高职院校毕业生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本文聚焦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的培养，基于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动态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的可雇佣性，在此基础上，从可雇佣性培养的目标、核心内容和实施方案等三个方面，建立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学生可雇佣性模型。
关键词：职业生涯发展高职院校会审专业可雇佣模型。
中图分类号：g712；f239.0文献标识码：a。
根据教育部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为795万人，比增加了30万，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不利环境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势必会更加激烈，这一现实问题考验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和质量。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特别是在会计与审计专业的人才培养上，各用人单位对会审专业人才的可雇佣性的要求正在显著增强。可雇佣性是指所具备的获得岗位、维持就业和重新就业，并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一定的优异绩效的各种素质。基于此，高职院校应注重会审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的培养。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论文【】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法律知识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3.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白话文…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毕业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3.2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入职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境内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保障工具，独立保函(independentguarantee)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并被大量使用于国际贸易、金融、投资、航运等领域。同时，有关独立保函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相关立法的缺位，中国国内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作出一些“于法无据”的判决和裁定，使司法公信力遭到削弱。本文从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独立保函纠纷出发，结合国际公约及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其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从法释义学角度探究有关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重构和立法完善提供些许帮助。
一、独立保函的界定及体系定位。
(一)界定。
在长期的国际商事实践中，商人们为了降低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创设了许多债权或利益保障机制，独立保函就是众多机制中较为有效的一种。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教授(roberthorn)认为，独立担保从广义上可定义为一方当事人(担保人，通常是银行)的严格承诺，根据该承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向另一方当事人(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填补当事人的损失。这种特殊保障机制最初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地区，后于80年代传入中国。目前，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有效立法尚付阙如。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独立保函，是指由担保人依照保函申请人的指示开立的，凭与保函条款相符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在保函载明的最高金额内向受益人付款的书面承诺。”此立法例实为借鉴了1995年《联合国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的界定模式。
独立保函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受到严格限定。就内容而言，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向受益人作出的一种承诺，该承诺约定了当受益人提供必要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时，担保人要无条件付款，即受益人提供必要单据时担保人应当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就形式而言，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非书面形式的独立保函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独立保函经常被使用于国际贸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一旦产生纠纷，标的额动辄千万美金。因此，为了保证有据可查、减少欺诈，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独立保函的显著特点是单据化和独立性。独立保函中的单据是指受益人向担保人提交的付款请求书或者其他由保函约定成就付款条件的单据。担保人履行付款义务时必须首先审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系保函项下的相符单据。类似于信用证下的审查方式，担保人仅对单据进行形式审查。此种宽松审查标准是基于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而设计的。所谓独立性，是指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仅有义务根据提示的单据判断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介入基础交易，此要求即为独立保函的独立性。
独立保函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合同、单务合同和要式合同。独立保函作为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特殊合意，约定担保人在单据相符时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而受益人在受领价款时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故独立保函是一种无偿合同;在此特殊合同项下，仅有担保人承担特定条件下的付款义务，而受益人之提示相符单据并非义务，而是权利，因此，不存在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故独立保函为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的合同，即单务合同;如前所述，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无效，因而独立保函也是一种要式合同。
(二)体系定位。
当前，在国内的理论著述和司法实践中，提及独立保函时，往往将其与从属性保证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保证”。在认定保函的性质时，也秉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即只要不是从属性保证就认定是独立保函。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约定了付款条件并且严格遵从书面形式要求的特殊合同。笔者以为，它既不同于中国《担保法》规定的五种担保形式之一的“保证合同”，亦不同于商事交易中的“一般保函”。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三者共同隶属于广义上的保证制度。独立保函不同于《担保法》中的保证合同。《担保法》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是为了维护基础合同下债权人的利益而成立的，没有基础合同也就没有保证合同存在的意义。因此其处于从属性地位，是一种从合同。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担保人于债务人之外构成对受益人的直接支付责任，其效力不受其他合同影响，具有独立性，并无主从合同之区分，此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另外，独立保函与主债务之间没有抗辩权上的关联性和从属性，债务人因行使抗辩权而在某一司法程序中被有效免除责任的，并不当然使独立担保人获得该抗辩利益，该类担保人在符合独立保函的约定时仍然要承担直接支付责任。
独立保函区别于商事实践中的一般保函。所谓一般保函，是指担保人向受益人做出的约定在特定情形下由担保人赔偿受益人所受损失的一种承诺，如航运领域的清洁提单保函、无单放货保函等。一般保函仅涉及担保人和受益人两方当事人，担保人承诺承担受益人特定情形下的责任(不论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而产生)，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保证。不同于独立保函的单据化要求，只要受益人遭受了担保人做出担保的损失，一经举证，担保人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独立保函的有效成立并不以严格的书面形式为要件。
概言之，在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下，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是三种不同的担保形式，都属于广义的保证制度。三者都是以合同理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实务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三者的概念，不能准确地识别三者的存在形式。例如，有人认为，保证合同一旦具备了“独立性条款”(即约定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就成为独立保证。进而将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错误地适用于保证合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尚属薄弱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法律适用不明确，判决理由不稳定，有损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对独立保函作出明确规定，实为一种立法的进步。然而，该《征求意见稿》并未理清相关概念的区别，没有明确独立保函在整个保证制度中的体系定位，也没有澄清理论和实务界对相关概念的误解，实为疏漏之处。
就独立保函而言，依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可以区分为涉外独立保函和国内独立保函。中国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对独立保函的效力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态度：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即承认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认为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承认国内案件中的独立保函。相应地，《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独立保函及其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均不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主张保函独立性的约定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此种“内外有别”的裁判规则是否合理，在此暂不讨论。本文所研讨的独立保函纠纷主要是针对涉外独立保函。相关纠纷进入司法程序，需要解决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辖权。
关于中国法院对独立保函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判断，应视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有关管辖的规定。众所周知，保函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合同，其纠纷当属合同纠纷，故法院应当尊重保函中的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当保函对此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则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另外，要注意对基础合同管辖和独立保函管辖进行区分。二者属于截然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独立保函管辖权不受基础合同管辖权协议的约束。在“乌兹特拉斯加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案”中，法官认为：独立保函虽然因基础合同而开立，但开立之后则成为独立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担保合同。基础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独立保函纠纷。另一方面，从仲裁条款解释的角度分析，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在书面仲裁协议中的合意授权。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仲裁约定不能约束独立保函各方当事人。因此，确定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不应当受基础合同关系性质影响。
(二)法律适用。
1.准据法的确定。
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独立保函的合同本质属性决定了当事人可依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准据法。独立保函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保函适用的法律，并且，中国法院允许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独立保函争议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保函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保函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境内担保人为境外受益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中，保函义务主要依靠境内担保人来履行。因此，当对外独立保函未约定准据法时，应当适用担保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即中国法。另外，为了增加可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具体规定了十七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独立保函的最密切联系地可以参照保证合同之规定。
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的适用。目前，有关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和惯例主要是《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independentguaranteesandstand-bylettersofcredit，1995)和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theuniformrulesfordemandguarantees，1992)。由于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该公约不能作为中国的立法补充，保函当事人约定适用该公约的，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中国法律和公约缺乏相关规定时，法院可以援引国际惯例。
独立保函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与保证合同截然不同的保证制度。因此，在《担保法》下并不存在独立保函的适用空间，只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作为一种合同，独立保函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要件：缔约人;意思表示一致;标的。就第一个要件而言，要求担保人和受益人同时具备缔约能力，而且担保人需要具有开立独立保函的资格。对于第三个要件，本质上是保函约定的给付，即担保人的无条件付款义务。
涉外独立保函效力的行政干预：由事前审批到事后登记。在中国法下，独立保函作为一种合同一旦成立之后，应由合同的有效要件对独立保函的效力进行评价。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应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法律才会赋予独立保函拘束当事人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由于涉外独立保函特别是银行独立保函事关国家金融安全，所以中国立法以强制性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作出了规制。中国人民银行于年公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对“对外担保”实行审批制，只有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之后，境内机构开立的涉外独立保函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在实践中，担保人常以独立保函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而无效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纠纷。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年公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一改原来的审批制为登记制，境内机构开立涉外独立保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仅需事后登记即可。故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不再受到强制性行政规范干预。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国家层面为了便利跨境担保活动、推进担保项下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降低了了涉外独立保函受益人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脚步。
三、独立保函转让类型化。
正如马·格林所言：“法律有权打破平静。”法律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零星地出现了独立保函转让的案例，特别是国际大宗贸易中独立保函的受益人开始尝试着通过转让独立保函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融资。于是，独立保函的转让成为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面临的新课题。
国际商会于年修订的《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率先变革，新增了“独立保函的转让”条款。依据公约规定，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分为保函转让和款项让渡。前者实质上是指独立保函受益人的变更，即合同主体的变更。基于独立保函的严肃性和欺诈多发性，公约对受益人的变更规定了三个要件：第一，独立保函明确约定“可转让”;第二，提供截止至保函转让之日的所有保函修改文件;第三，提供经签署的声明，证明受让人已经获得基础关系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之所以对独立保函转让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制，是由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所决定的。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征使得担保人被请求付款比较容易，因此极易引发保函欺诈，故立法采用“严格主义”。关于款项让渡，事实上属于合同权利的让与。受益人可以将其在保函项下可能有权或可能将要有权获得的任何款项让渡给他人。但是，除非担保人同意，否则担保人没有义务向被让渡人支付款项。
中国《征求意见稿》借鉴了urdg758的相关内容，对于独立保函的转让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未对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别对待，而是笼统地以“受益人付款请求权转让”来规定。依据其规定，受益人付款请求权不随主债权转移而转移，并且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以保函明确约定为前提。概言之，《征求意见稿》在独立保函的转让问题上规定较为宽松，可以增强保函的流通性，但同时也会因规定不明确而滋生纠纷。笔者以为，对转让未作类型化的区分，有悖于合同转让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且不利于司法裁判。
在有关国际公约或者国内立法中引入独立保函转让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独立保函的融资担保功能，顺应了独立保函机制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的学者甚至大胆提出，独立保函的买卖正在演变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且呈方兴未艾之势。现阶段的立法，需要为独立保函的转让提供健全、便捷的操作机制，从而减少交易风险，推动其功能创新。
四、独立保函止付机制：欺诈例外原则。
独立保函以其独立性特征赋予了受益人最大的风险保障。然而，“先付款，后争议”的运行机制使得申请人陷入一种被动的地位，致使其对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无能为力。为了平衡独立保函机制运转过程中的`风险分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在保证“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欺诈例外”原则，以此来限制“独立性”。当受益人恶意欺诈或滥用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以谋求不正当利益时，法院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理依法作出止付裁定。
(一)欺诈的概念及范畴。
对于欺诈的认定，各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官对个案的事实分析和权衡。因而在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中，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成为审理该类案件的重点问题。关于欺诈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是目前中国立法中唯一有关欺诈概念的条文。在界定独立保函欺诈概念时可以作为借鉴。
益人的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
(二)欺诈的救济程序。
较一般保函而言，独立保函以其“见索即付”特征更受受益人欢迎。然而，这种特征极易滋生“逆向选择”风险。所以，立法中引入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即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防止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鉴于各个国家程序法的差异，在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上，《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两种“临时性法院措施”：“发布临时性命令以使受益人不能收到款项，包括命令保证人停止支付所保证之款额”;“发布临时性命令以冻结应向受益人支付之收益”。相比之下，中国《征求意见稿》设计了一套更为细致、完备的止付机制。整套程序包括申请条件、担保、裁定期限、裁定止付的条件、裁定复议以及止付判决等阶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对比两者规定，一个显著区别是公约规定了付款前和付款后的止付机制，而中国《征求意见稿》仅针对付款前设立止付机制。这种差异化的设计引发了一个思考：依照《征求意见稿》之规定，担保人付款后主债务人或申请人是否仍有权向法院申请启动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冻结相关款项?从整个申请止付程序来讲，止付机制启动的前提应当是担保人尚未付款。因此，主债务人或申请人一旦错过了担保人付款前的期间，便丧失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赋予的欺诈救济权利。然而，在此种情形下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径来寻求救济，即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但诉讼时效应当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而依照公约规定，则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其规定可以冻结受益人之收益。因此，《征求意见稿》有必要协调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和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的普通救济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对受益人的救济程序更加顺畅、完善。
五、结语。
独立保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纷繁复杂的。在理论界，许多争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践领域也存在着众多形态各异的做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独立保函制度构建在立法层面上开始迈出第一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这份《征求意见稿》在许多问题上规定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
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案例分析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唯有如此才符合规范。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之首，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中间，也有的同学喜好将案例置于论文的末尾。我们对这三个位置进行一些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开头就将案例已经分析得头头是道，则使案例失去了提出问题的价值，如果您在文末对案例进行分析，则又显得体系不和谐。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在文章开头提出案例的，则比较适合将案例作为引子，引出文章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随后在理论分析之后，再对案例的内容进行分析;如果您在文章的中间提出案例，则可以一并进行探讨;如果在文末提出案例并且分析该案例，则不甚适宜，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案例分析的数量不宜多，我们建议1-2个案例，并且各个案例之间必须有所不同，而不是相似的案例。案例不能太多，也不能相似，所采用的案例必须具有范本意义。如果案例采用过多，则有凑字数的嫌疑。以前我们遇到一个学生一口气分析了5个案例，且这5个案例之间的差别并不大。5个案例占了他毕业论文的2/3字数，被老师斥责为案例教科书。因此，案例宜精，而不宜多，否则案例分析的效果会走向反面。
切记，案例分析的内容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网络或者人民法院公报，如果照抄案例并且标明注释，从理论上将这并不算抄袭，并且摘编案例本身也不是抄袭，但是现在的抄袭检测软件却可能将这部分内容当成是抄袭，给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的建议是，您需要对所摘编的案例进行精简、归纳、总结，在保留案件关键信心和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案例的文字进行优化。
如果您的文章能有一个恰当好处的案例，那一定能为您的文章增色不少，但是如果实在没有案例，那还是不要案例为好。一个和主题不甚相关的案例，或者一个杜撰的案例，可能会使您的论文得到差评。所以同学们切记，案例必须高度相关，并且能借此案例说明问题，否则宁愿不要案例，也不要杜撰案例或者选编不相关的案例。
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我于8年前，收养一好友的儿子，那时由于我好友刚去世而其妻子一人要带着一个2岁大的儿子和5岁大的女儿有困难，我于是便收养了好友的儿子，并对其孩子办了户口。过了8年后，我不想再对其进行抚养，(由于其不听话)我想把他还给我好友的妻子。我想问：
1.我可不可以将其归还给我好友的妻子?
3.如果我死后这个孩子会不会有继承我财产的权利?(当初我和我好友妻子对孩子进行收养都是私下进行的，.
望尽快回复。谢谢!
解答分析。
由于没有登记，您与孩子之间的收养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成立，您可以要求解除收养，由孩子的母亲承担抚养义务。
相关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第十五条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第二十六条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问题2子女过继给他人后是否享有继承权?
一位70岁的老母亲张氏，1950年时与前夫李某生有一子陆某(跟养父的姓)，李某与其表哥(姓陆)原先讲好此子过继给其表哥(因其表哥的妻子没有生养)，两年后(1952年)李某死了，一年后李某的表哥就把此子带走了，之后张氏就没有再见过这个儿子。因为后来其李某的表哥调往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了，自从带走孩子后就没有了联系。
1954年时张氏继承了其前夫李某的遗产(一破烂两层木板楼房和后面一间小房，共计62平方米左右)。
后来张氏在1955年的时候与现在的丈夫结婚，1956年时两夫妇另外建了两间房屋(约33平方米)。到1958年时房屋改造，政府将所有房子收了去,只留下一间自留房自用(约15平方米)，然后政府又扩建了4间房(约60平方米)。到1979年时政府退回收去的房屋，张氏夫妇并将政府后来扩建的房屋一并买下了。1986年时房产开发公司将房屋拆了重建，建好后回迁分得房屋两套，单间一间，当街门面两间，其中多出的面积由现在的家里人一起购买下来。(现在所有房产的产权证上一直都是用张氏的名字)。
张氏和现在的丈夫生有4个子女，大的儿子47岁了，小儿子也33岁了，中间还有两个女儿(已出嫁)，一家人一直到现在都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现在陆某听说此事后，就前来认亲，想得到财产(也不知道他是否能要求得到什么?)，这样一来让张氏一家一时不知所措。象这样的情况，想请教:。
解答分析。
1、陆某是其生父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其生父的遗产。但本案张氏一人继承李某的遗产已有多年，陆某并未提出异议，因此陆某要求继承其生父遗产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陆某即使就此起诉，也丧失了胜诉权。
2、陆某是张氏的亲生子女，且当年送人时并未办理收养手续，所以陆某与张氏的母子关系依然存在，有权继承张氏的遗产。
3、如果张氏已经立有遗嘱，那么遗嘱继承先于法定继承，陆某将无法分得遗产。当然，为减少争议和确保遗嘱有效，最好将此份遗嘱公证。
相关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法律案例分析范文
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跟随律师及相关案件进行了实习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工作，现选择其中一个案件进行一部分改编并且结合一些热点法律问题与争议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情概要。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北京时间凌晨1点28分，司机陈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道路上行驶，在一个v字型路口进行调头，由于路口转弯角度较大，加之是夜晚，视线不明确，司机陈某没有看到调头路口处有一个醉汉被害人王某躺在马路口，汽车碾压王某于车下，之后陈某下车查看并看见王某躺在汽车底下，随后司机陈某慢慢挪动汽车并且驾车逃逸。后被害人王某被路人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第二日上午死亡。经法医专业鉴定后，被害人王某是由于被汽车碾压后造成内出血从而引发创伤性失血导致休克，最终死亡。交警部门时候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相关的勘察，认定被害人王某处于v字型路口偏左侧的地方，交警大队进行实物实验，利用一辆汽车进行现成模拟发现王某所处的位置在汽车调头时是无法被发现的，即处于一个视野盲点，加之是夜里就更加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无法再及时的采取相关补救措施。一周后，司机王某被有关部门逮捕归案，并且交代了相关案件情况，其中包括被告人陈某说他当时以为被害人王某已经死亡的主观意志，其他情况与交警部门所认定的结果一致。
本案中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司机陈某对于撞人这个行为的定性，即是否属于意外事件。第二个是陈某之后的逃逸行为如果来界定。
（一）、陈某撞人的行为属于意外事件。
并没有当场死亡。即使司机减缓速度（深夜，如果周围不安全，司机也不敢放太慢的速度），若撞的是要害部位，也不能避免给被害人李某造成严重伤势的后果。是被告人陈某对被害人的遗弃和逃逸行为给本身受害的王某增加死亡的几率。而且法律不应当强人所难，实际情况中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并且依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没有断定被告人陈某造成损害的结果是故意或过失的证据，应当作出对被告人陈某有利的裁定和判决，不应当定陈某在撞人行为上违反了交通运输法规。因此，在此案中，被告人陈某的撞人行为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
（二）、丁某逃逸行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首先，基于第一点的判断，由于被告人陈某的撞人行为是意外事件，因此，可以排除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交通肇事罪与交通事故中意外事件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失和客观方面是否违法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观上有过失，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则构成交通肇事罪；如行为人没有违法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且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原因引起交通事故，则不存在罪过，不能认定为犯罪。《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结合法条及相关的分析，被告人陈某逃逸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款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陈某却不对王某进行作为义务，对王某的现状听之任之，即使被告人陈某主观上认为王某死了，害怕而逃离，但是，没有对王某判断是生是死而大意逃离仍然是被告人陈某的过错，即使王某死亡，陈某仍然不应当丢弃被害人王某，应当由医生对王某的生死进行评断。所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这不应当得到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含义是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张明楷教授认为此原则有以下几种适用界限：（1）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2）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3）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4）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5）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对当事人的听之任之的主观心理的推断是合理的，不论被告人陈某是认为王某已死还是未死，对与王某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而被告人陈某却放弃了给王某一丝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最坏的结果，那是法律不允许的，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也必须合理公正。综上所诉，被告人丁某的逃离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三、基本结论或观点。
综上所述，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属于意外事件，但是随后其驾车逃逸的行为却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罪，等待陈某的将是法律合理公正的裁判。
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袁甲、袁乙和袁丙是兄弟姐妹关系，但又不属于同胞兄弟姐妹，三个人的关系相对较复杂。尤其袁乙是二婚时女方带过来的孩子，属于袁父的继女。如今，父母相继去世，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导致在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好似成了一团乱麻。
复杂的兄妹关系。
袁甲的父亲叫袁某，母亲叫张某。张某在袁甲10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袁甲中专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很早离家。8月，袁甲因生产事故死亡，后妻子另嫁他人。现年9岁的儿子袁小宇随母亲生活。
袁某在张某去世后娶了第二任妻子刘某。刘某也是再婚，来袁家时带来一个8岁的小女孩，袁某视女孩如己出，后为其改名袁乙。如今，袁乙也已成家。
袁某和刘某婚后又生有一子，就是袁丙。袁丙是老小，一直和父母在一起居住、生活。
1月，母亲刘某去世。5月，父亲袁某去世。父亲去世时留有一套房屋。该房屋原为袁某承租单位的公房，单位房改售房时，袁某以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并登记在他名下，一直居住至去世。
继女起诉争分遗产。
袁某去世后，袁乙拿着一份称是袁某留给她的遗嘱找到袁丙，并叫来袁小宇，要求按照遗嘱，将这套房中的一小间登记在她名下。袁丙不承认这份遗嘱，袁乙与其争执不过，将袁丙和袁小宇诉至法院。
庭审中，袁乙提供署名为袁某的代书遗嘱一份，诉请法院按照遗嘱继承审理此案。但袁丙表示，对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
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三平律师分析说，其实，袁乙的做法是正确的。她将袁小宇告上法庭，是缘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代位继承制度，即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在此案中，袁甲是被继承人袁某的儿子，但他先于袁某死亡，那儿子袁小宇就可代其父亲继承袁某的遗产，这项权利并不因他是否随母亲改嫁而丧失。所以，袁小宇也是袁某遗产的继承人之一。
两案为何一胜一败。
然而，袁乙提供的代书遗嘱只有被继承人袁某的弟弟在场，不符合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的法律规定，法院最后驳回了原告袁乙的诉讼请求。
赵三平律师说，一个自然人死亡后，其父母、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中子女，按照法律的规定，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什么才算有扶养关系呢?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1、继子女受继父母经济上的供养;2、继子女受继父母生活上的扶养、教育;3、继子女在经济上供养继父母;4、继子女在劳务上对继父母给予主要扶助。具备其中之一即可。
袁乙8岁时就随母亲来到袁家生活，并随继父姓袁，袁某一直将袁乙扶养长大，已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被继承人袁某的房屋由袁乙、袁丙、袁小宇三人继承，各占三分之一份额。
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法律分析是法学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法律条文和案件的深入分析，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素养。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下面我将从法律分析的定义、方法、意义、困难和对策五个方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法律分析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对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细致、有条理的思考和分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仔细阅读相关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了解法律的适用情况和依据，确定问题的关键方面，找出切入点和解决办法。通过深度分析，法学者可以辨析出一个法律条款的多种解释和理解，甚至能发现法律条文的漏洞。
其次，法律分析有其独特的方法。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们需要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律和法律的逻辑结构，从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问题的要点，确定问题的事实、法律关系和解决的目标。其次，我们需要调查法律的适用情况，寻找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案例，进行归纳整理，找出关键问题和依据。最后，我们需要根据已有的证据和结论，论证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建议。
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法律条文和法律的适用情况，为我们适应社会法规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法律分析能够促进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培养我们的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使我们能够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此外，法律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主动发现法律理论的问题和不足，为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思路和指导。
然而，法律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法律的条文和规定通常非常复杂和晦涩难懂，需要我们耐心和细致的阅读和分析。其次，法律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这对我们的综合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法学领域的知识繁杂深奥，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掌握。
对于这些困难，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对策来克服。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学习和实践，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分析法律条文和案例，熟悉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和逻辑结构。其次，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积极参与讨论和研究，与他人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互相学习和借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保持对法律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树立起自己对法律分析的自信和信心。
综上所述，法律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通过对法律条文和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素养。法律分析具有其独特的定义、方法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应该坚持学习和实践，并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和积累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在法律分析的道路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法律分析是司法人员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通过对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能够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和处理方式，为司法裁决提供有力支持。法律分析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在接触和实践法律分析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和方法。以下是我的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首先，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全面的梳理是法律分析的首要步骤。案件事实是法律分析的基础，只有对事实有准确的了解，才能开展后续的法律分析。因此，我在进行法律分析之前，首先会仔细研读案件材料，在此基础上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梳理和总结。这个过程中，我会注意到案发经过、相关证据、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案件的背景信息等。事实的准确把握对于正确的法律分析至关重要，只有清楚了解事实，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
其次，学会提取关键信息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基本功。在案件事实中，往往有很多细节和繁杂的信息，如果全部都纳入法律分析，就会导致分析过程混乱和冗长。因此，我会通过先行筛选并提取出案件事实中的关键信息，以及与案件性质和法律规定有关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展现在我的法律分析中。关键信息的提取可以让法律分析更加简明扼要，并且更加重点突出。
再次，学会灵活运用法律知识是做好法律分析的关键。在进行法律分析时，应该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来服务于案件的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广博的法律知识储备。通过在法律学习和实践中的不断积累，我渐渐形成了一定的法学思维和方法。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系统地复习和总结已学习的法律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具体案件的分析中。同时，我也会不断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拓宽视野，提高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注重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是法律分析的重要方面。法律分析是一门科学而严谨的学问，它要求我们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具备较高的要求。在进行法律分析时，我会借助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完善自己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我会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等多种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确保自己的法律分析结论具有较高的逻辑准确性和说服力。
最后，与其他法律学者和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学习别人的经验和观点，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是必要的。法律分析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问题，单靠个体的智慧和能力很难达到最佳效果。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够互相借鉴、交流学习、共同提高。因此，我会积极参与法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与其他法律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和讨论，让自己不断吸取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
总之，法律分析是一门学问，需要不断磨砺和提升。通过深入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掌握了一些法律分析的技巧和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习和实践系统。我相信，只有不断追求和完善自己的法律分析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司法工作服务，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法律案例分析体会
睢宁县的李某结婚前以个人名义按揭购买了一套婚房，之后与王某结婚生子。天有不测风云，李某因意外死亡，留下王某和儿子。围绕李某这套房屋该归谁，王某与公公婆婆纠缠了数年。
王某表示，自己和李某婚后一起偿还贷款，房子她有权利继承。王某的公婆则称，当初是他们出资给李某买的房子，房子应该归他们。
去年12月，睢宁法院对这起纠纷案件作出判决，王某和儿子获得补偿18万余元，房屋归王某的公婆所有。
【案情回放】。
婚前购置婚房。
20岁出头的李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睢宁县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李某的父母李建和刘某很欣慰并催促李某找对象成家。
“结婚得有婚房啊!”李某和父母商量后，决定先购置套婚房。5月，李某看中了一套95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子还配有一间车库，总房价为7.5万多元。李某和开发商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同年6月，李某办理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30000元。
同时，李某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两人相恋。月，李某和王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可爱的儿子小李出生了。到，李某还清了住房贷款本息。夫妻俩也卸去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意外身亡房产归谁起分歧。
事实上，李某购买的这套商品房，和妻子王某单独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婚后，李某的父母和他们住到了一起。之后，李某和王某住到了单位的公房，这套商品房则由李某的父母居住了。
9月的一天，王某收到噩耗，李某因为车祸不幸身亡。时年30多岁的李某就这么走了，留下妻子王某和年幼的儿子。悲痛过后，现实的财产分配问题让王某和公婆李建、刘某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
王某多次要求对当初李某购买的房屋进行分割，可是李建、刘某总是不同意，还表示这套商品房是他们当初以儿子的名义购买的，购房款也是他们出资的，觉得这房子根本和王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拒绝分割。
【法庭辩论】。
老人是否出资成焦点。
经历了4年多的纠纷依然没有一个结果，当初那套房子的价格也翻了几番。6月，王某带着儿子小李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李某去世时留下的95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
在诉讼过程中，根据王某的申请，睢宁法院依法委托土地评估公司对房屋价值进行了司法鉴定。经鉴定，该房屋价值(不包括室内装装潢、装饰)为32万多元，车库价值为2.6万多元。
在法庭上，双方就涉案房屋是属于李某个人所有还是属于李建、刘某及李某共同所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王某认为，虽然房产证上只有李某一个人的名字，可婚后是她和李某共同偿还银行贷款的。而李建、刘某则表示，是他们出资给李某买的房屋，所以，这个房子他们老俩口也有份。李建、刘某为此提交了个人贷款还款凭证及现金缴款单原件等证据，证明该房屋的缴费均是他们共同缴纳。
法院认为，因为证据上交款单位均为李某，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李某出资缴纳。两位被告仅凭持有该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房屋贷款为二被告出资缴纳。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的权属做出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证明。本案中，二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证明，不能证明二被告为该房屋的共同出资人。
【法院判决】。
老人补偿儿媳、孙子18万余元。
去年12月，睢宁法院对此案审理结束。法院认为，原告王某能够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要求分割被继承人婚前个人的财产。本案中，因房屋取得时间在王某与李某结婚登记时间之前，在原告王某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偿还房屋贷款部分本息2.5万多元，对此部分，应从该房产价款中先予以分出1.2万多元给原告王某，剩余部分作为李某遗产进行分割。
我国《继承法》同时规定，继承开始后，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两原告与两被告均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继承权。考虑两被告现实际居住情况，将涉案房屋由被告李建、刘某共同继承为宜。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在被继承人李某名下某房屋产权由被告李建、刘某共同所有;被告李建、刘某共同分别给付原告王某上述房屋补偿款9.7万元、给付小李上述房屋补偿款8.4万余元(由其监护人原告王某保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法律分析心得体会
导言：
法律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保护了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我深知法律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和实践，我逐渐体会到法律分析的深刻意义和技巧。在本文中，将从具体案例、法律原则、证据收集、论点驳斥和合理判断这五个方面，总结并分享我在法律分析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具体案例的重要性。
在法律分析中，具体案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案例是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和原则如何运用于实际情况中。我记得在一次民事纠纷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侵权，想要获得赔偿。通过研究相关案例，我发现这个案件与之前某判例非常相似。我找到了该判例的相关规定和判断理由，并且将其应用于该案件中，帮助原告获得了胜诉。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具体案例在法律分析中的重要性，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具体的法律依据。
第二段：法律原则的灵活应用。
法律原则是法律分析中的基石，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般性的规定。然而，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法律原则进行灵活应用。在一次刑事辩护案中，我的当事人被指控盗窃。根据相关法律原则，我们应该查明当事人是否有盗窃故意。经过详细的证据分析，我发现当事人做出有力的辩解，并且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他在案发时其实并不在现场。根据这些情况，我采用了“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并成功为当事人辩护。这个案例让我明白，灵活地应用法律原则能够更好地满足案件的实际需求。
第三段：证据收集的重要性。
在法律分析中，证据收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证据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和可能的判决。在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要求获得赔偿。而被告否认了这一指控。通过彻底、全面地收集证据，我发现了一些与原告有利的证据，包括合同文件、通信记录等。这些证据起到了证明原告主张的作用，同时我还注意到被告提供的一份证据存在漏洞。因此，在法庭上我能够有效地利用证据，使得原告能够顺利赢得了诉讼。这个案例让我深刻认识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对于法律分析的重要性。
第四段：论点驳斥的技巧与策略。
在法律分析中，论点驳斥是一项必备的技巧。不同的当事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论点，而我们需要根据事实和法律原则进行驳斥。在一起离婚案中，被告声称原告不忠，并要求离婚。然而，通过分析证据和法律规定，我发现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一论点，并且根据相关法律原则，双方需共同承担夫妻关系的责任。因此，我在辩论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论据，并驳斥了被告的论点。最终，法庭作出了维持原告诉求的判决。这个案例使我深刻理解到，在法律分析中，论点驳斥是一项重要的技巧和策略。
第五段：合理判断的重要性。
在法律分析中，合理判断是最终目标。我们需要根据事实、法律规定以及相关判例进行综合权衡和判断。在一起侵权赔偿案中，我需要确定被告应该赔偿多少钱。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定和判例的仔细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我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赔偿金额。最终，法庭对我的判断表示了认可，并作出了相应的判决。这个案例使我深刻认识到，在法律分析中，合理的判断能够给当事人带来公正和合理的结果。
结语：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法律原则的灵活应用、证据收集的重要性、论点驳斥的技巧与策略以及合理判断的重要性的探讨，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法律分析的核心要义。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在法律分析方面的能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法治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法律案例分析报告
20xx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
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
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物业管理法律分析
最近，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我国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制度的逐步推进，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发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辞退的物业管理公司与新选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就物业管理交接事项频繁发生纠纷，不仅影响物业区域内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对物业管理公司的企业形象产生很大负面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将从法律层面对物业管理交接纠纷产生的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方法和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的建议。
物业管理交接纠纷频频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观念不适应物业管理市场化要求、物业管理招投标的程序不完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在沟通方面存在误解、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法律层面上分析，产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业主大会以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为由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而物业管理公司以种种理由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办理交接，由此导致纠纷。我国有关由业主大会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对本物业区域进行管理的制度刚刚建立，目前大多数的物业区域都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只能被动接受，很多物业管理公司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不强，服务不到位，也不主动与业主进行沟通，双方缺乏良性互动。在《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业主大会公开选聘、解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后，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以服务不到位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当前产生的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如去年12月8日，杭州最早的高层住宅小区――中山花园业主大会就以“收费过高、管理不善、开支混乱”为由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并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但是因为原物业管理公司不配合接交而产生纠纷，导致小区出现物业管理“真空”。
2、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前期物业管理结束，业主大会选聘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进驻管理，而原物业管理公司不甘退出，继续占据小区，拒绝与新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交接，因而产生纠纷。如今年3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原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撤出的广州翠湖山庄新旧物管交接纠纷案，就是由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完成后业主委员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但是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却拒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并与新物业管理公司发生严重冲突，致使小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移交物业管理用房和资料是物业管理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必须承担的责任，即《合同法》所规定的“附随合同义务”（见《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因此，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属于合同一方不履行“附随合同义务”而产生的合同纠纷。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在形式上表现为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用房、资料，但本质上是物业管理公司不移交物业管理权。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建设单位与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与所聘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签订有物业服务合同，并且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以约定期限；但是，期限未满、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必须明确约定服务期限，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虽然可以约定期限也可以不约定期限，但是实际上《物业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了其最长有效日期――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之日。
对于这类有明确期限的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双方都不得随意解除合同，以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合同法》规定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当事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方便、及时并且与物业管理费相当的物业服务，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提供相应的服务，致使业主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或者出现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则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合同法》的以上规定提前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中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不可能恢复原状，但是如果物业管理公司未经业主大会同意就擅自改变小区内公共设施设备或者有违章搭建情况的，则物业管理公司应当恢复原状。这种行为给业主造成损失的，物业管理公司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和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应当做好交接工作。”因此，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做好物业管理交接工作是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承担的“附随合同义务”。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或者被解除，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原物业管理公司拒不进行交接而产生纠纷的，原物业管理公司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不依法进行交接的行为给业主或新物业管理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有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或者由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的，物业管理公司也有权要求欠费的业主清偿其所欠费用。
2、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服务期限，或者双方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由于我国推行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的时间不长，当前还有大量的物业区域由开发商确定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管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合同。对于没有约定服务期限的情况，我国《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做出相应规定，但是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以，如果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没有约定服务期限，而业主大会选聘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入驻管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话，法律是允许的，但是首先应当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达成有关协议，解决好物业管理用房、资料移交的问题，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单方面的行为解除合同，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否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责任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由于双方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司法实践，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终止这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但是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如果业主委员会聘请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物业管理公司主动要求撤离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双方本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所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办理物业管理交接手续。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方式进行解决：
1、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由被解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可能还包括新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双方在自愿、平等、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物业管理交接有关事项如拖欠物管费的支付、物管公司代收代缴水电费的结算、物管公司对小区公共建设额外投入的回收等进行协商，以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由于这种协商解决的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有利于化解纠纷、平息争议，最大程度的避免双方的经济损失，维护双方的社会声誉，避免给小区全体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因此这种方式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一旦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双方应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
2、由物业管理协会、居委会或者其他第三方调解解决。随着物业管理协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其在物业管理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物业管理协会进行调解，双方在物业管理协会代表的主持下解决各项争议并形成书面协议。此外，发生纠纷后，当事人也可以请求居委会或者其他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
3、申请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理。《物业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后，如果双方无法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当事人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由其进行立案查处。如果在交接过程中发生治安甚至刑事案件的，还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对其中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处理。
4、提交仲裁委员会裁决。如果当事人双方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或者在发生纠纷后双方达成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将争议事项提交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由仲裁委员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由于仲裁委员会处于严格的中立地位，其作出的裁决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并且仲裁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选择，有利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实行“或裁或审”的原则，当事人一旦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就不得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的除外），因此在选择仲裁之前，双方当事人都应作充分考虑。
5、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各地基本上确认了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当无法通过上述四种方式解决争议时，业主委员会可以就物业管理交接纠纷向法院起诉物业管理公司，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相应的，物业管理公司也可以起诉业主委员会。
四、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的立法建议。
为了规范物业管理交接程序，减少物业管理交接纠纷的发生，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完善相关立法，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交接的程序和法律责任。
第三，在《物业管理条例》中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的有关事项如业主欠缴的物管费如何支付、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代缴的水电费如何清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法律案例分析报告
2008年6月，公民张某已经满17周岁，在一家商店工作，能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能以自己的劳动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金项链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商场有权拒绝张某父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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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分析范文
李女士和她的丈夫张先生婚后拥有一套房屋，最近他们为了购置新房决定将房子卖掉。张先生与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委托中介公司寻找买家，挂牌价为230万元，签约后张先生就到国外出差一个月。刘先生通过中介看了这套房子觉得非常满意，但希望价格再能便宜一点，通过双方几次协商，李女士最后同意以138万元卖给刘先生，双方又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为此刘先生支付了定金20万元。谁知签约后半个月，张先生就从国外回来了，当他得知房价为138万元，觉得太便宜了，于是找到刘先生，告知刘先生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李女士一个人无权处分，要求解除合同，但刘先生认为李女生有权签订合同，且已经交付了定金，坚决要求履行这份合同。
双方协商不成，为此刘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系争房屋系李女士和张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同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对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应为无效。法院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李女士返还刘先生定金20万元及其利息。
【律师评析】。
所谓共同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共同共有财产关系一般发生在互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较为典型的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发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等共同共有财产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部分共同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房屋的，
要看事后该处分行为是否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的追认。获得其他共同共有人追认的，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获得追认而擅自处分共有房产的，合同无效。
目前法律实务中存在着如下几种共有形式：
1、家庭共有：夫妻是一种人身关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另有约定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夫妻共同共有：家庭成员相互之间，也是人身关系，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不能把亲属关系都当成家庭关系。如张某与其妻、子一同居住，其父、母单独居住。张某的家庭成员就只有3个人，而不是5个人。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基于农村共同生产生活而产生几代同堂的现象，其共同居住人对家庭财产是共同共有。
3、尚未分割遗产形式的共同共有：共同继承的财产，在继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之前，数人（相互之间是亲属，是同一顺序继承人）对遗产享有共有权的财产。一般认为，这种共有是共同共有。
在购买房产时，一定要核实所购房产是否属于共有，买卖共有房产的一定要取得全体共同共有人的一致同意。为规避最终认定为共有房产而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购房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如果是房产证上的产权人是多个人的，一定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并由每个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除非有公证的委托书，否则不同意代签字。
2、如果房产所有人是在婚状态，且房产证上产权证为一个人名字的，也需要其配偶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或者由其配偶出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的声明。
3、如房产所有人系单身，且房产证上产权人为一个人名字的，需要该所有人到民政局开具单身证明。
4、为防止出卖人故意隐瞒其他共有人，买受人可以让出卖人出具一份无其他共有人的承诺，并明确约定违反承诺的违约责任。
【法条链接】。
1、《合同法》（1999年）。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
89．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xx年）。
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二手房”买卖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xx年）。
第二条未经房屋共同共有人同意，出卖人对外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买受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代理权，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应确认买卖合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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