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一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圣上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圣上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现，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命令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需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
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很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然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开始拒绝早朝，拒绝出席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驳，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然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开始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二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三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文官集团，就是为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如果想全面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四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五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许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件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颖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分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习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许多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六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七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八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齐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九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能够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研究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能够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汇总篇十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