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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一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摘 要】 文章概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意义，探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价值观念的结合：继承传统文化，就要不断地学习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中要不断发掘文化优势;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要大力发展本土文化产业;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加深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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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生活;传承;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演化，从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与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单从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思想中来说，儒、法、道、墨、名家等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精神，它推行“仁义礼智信”，倡导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这种实用理性精神无疑与我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是十分切合的。而后来的儒学则更是秉承着实践理性精神。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实践与理性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中远胜于其他东方国家。而在文学、宗教哲学、建筑等方面，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现阶段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意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起着良好的整合作用。它的文化整合力量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凝聚并且团结在一起，借此凝聚的力量，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种族血缘的亲和力，使得政治政权间有着非常有效的控制力，这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步向前。悠久的传统文化使得整个民族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地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礼”、“义”，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爱国、和谐、诚信等观念，使得国民愿意为了国家的发展，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有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与施行。同时也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实现良好的控制关心，实现全局统一，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此外，刚强自健、厚德载物等理念，使得社会成员不会囿于一隅，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对于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有着十分有益的借鉴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不仅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源，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必须要汲取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有益资源，不断丰富和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精神、务实实用理性精神、乐感文化精神对于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人们能够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当下，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实现理性自觉，缓解各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如传统儒学中的“实学”精神和“中庸”理念。这对于公民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着十分良好的借鉴价值。
二、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逐渐出现脱节现象，有些传统文化甚至已经遗失，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中国的现代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如何借鉴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为我们现阶段应该思考和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文化传承上，必须加大文化发展资金投入，扩展传统文化宣传，做好传统文化的延续工作。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这无疑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彻底的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文化素养。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西方文化的主旋律影片中，利用了许多中华文化元素，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西方在借用我们的元素在宣传他们的主题思想，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立足自身，挖掘自身的潜力，实现新的变革和发展呢？
第一，继承传统文化，就要不断地学习传统文化，掌握其精髓。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发扬实践传统文化，结合生活中的事例把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出去。
第二，传统文化传承中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需要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成为对现代生活有用的思想要素，要扩展思维，采取多样化的传承方式，根据其具体内容，选择更合理的传承方式。
第三，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中要不断发掘文化优势。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加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开发。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使得我国在21世纪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拥有着极强的竞争优势，当之无愧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取之不尽的宝藏。
第四，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精神，使之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高级文明。加强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使广大青少年理解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让中华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第五，要大力发展本土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的比重愈发扩大，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程度，取决于中国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因此，必须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并使之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巧妙结合，努力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加深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价值观念的深度结合，使之为我们的国家发展、人民富裕服务。中华民族的历史绵延五千年而未曾中断，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动力就源于其不固步自封，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不断地吸收新的元素，不断地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其“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的特点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从诸子百家到琴棋书画，从传统文学、戏曲、音乐到传统中医、宗教哲学、传统建筑，再到民间工艺、地域文化，大到经济政治、小到衣食住行，无处不体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有益因素还能够抑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现象，能够对经济发展的一些个体实现主观上的自主软约束，起到良好的警戒作用，从而保证经济运行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作者简介】
马双双，女，山东临邑人，德州学院服装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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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管理日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人类“群居”的社会性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管理的必然性与能动性，从而也就决定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适合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行为、活动、观念、理论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既属于现代管理学的学术范畴，又与一般管理学不同，有着自身必要与明显的学科特征。
所谓管理，即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活动与过程。就管理的实质内容看，理论层面可主要概括为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实践层面则可以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等管理传导作用而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一方面，管理是相对于组织的目标性与绩效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组织由于分工的存在而需要合作、协作以及相应的划分与组合。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种职能就是管理。例如，单独的演奏者是自己指挥自己，而合奏的乐队则需要统一指挥。这里，指挥对于乐队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具体形式的管理，他的行为与方式就是确保乐队的合奏能够协调进行并实现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指挥的宏大乐团很难合奏出优美和谐的乐曲。同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会产生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和秦兵马俑、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等。历史到了今天，管理越来越体现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必然，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关系时代化的内涵。管理不但是科学、是艺术、是素质、是能力，而且是软实力(基础国力、国民素质)、是软环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三配置方式(另有市场方式与计划方为、是更重要的生产力。
管理活动是很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若干因素(包括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认识管理的规律性和把握管理的特征，正是管理学的任务，是管理者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基本条件。管理行为与活动的规律性及其特征，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依据。
(一)管理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与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问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两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可见，管理既有同生产力、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又有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
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相联系，管理的自然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需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卜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问的利益关系。
管理的两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基本制度，有内容而无形式。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不可能孤立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单独存在，有形式而无内容。另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与其相适应。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必然对相应的自然属性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管理行为与活动包括与之相联系的管理理论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必然与一定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地域或国别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与中国特定生产力的状况、特征、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体现相联系，从而必然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
(二)管理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统一
一般而言，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共同的活动，二是一致的目标，体现为多样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管理相对于共同活动具有社会性，相对于一致目标具有文化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管理的精神支柱。社会性与文化性是管理活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由此，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而言，其社会性直接、具体体现为相应的生产关系;其文化性直接、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必然深化其学科特征。
(三)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管理的科学性意味着任何管理都有其内在逻辑性，管理是科学，并且具有普遍性。客观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有一整套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反映客观管理过程一般的条件、内容、特征、演变以及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即管理科学。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普适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总体而言，管理是有逻辑性、程序性、目的性的活动;管理的艺术性意味着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的权变性与灵活性，强调管理者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管理的相应原则与方法，形成有个性的`管理技能、技巧，从而在管理的大舞台上不断演出一幕幕既生动又活泼的“好戏”来!可以说，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技巧;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当今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人性、关系、环境、伦理以及多样化、自主化、具体化，实践与悟性是把握管理真谛的钥匙。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不言而喻。
(四)管理是目的性与绩效性的统一
所有的管理都具有目的性，所有的管理也都讲求绩效性。没有目的性的管理必然无所适从，不讲求绩效性的管理自然一派混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也特别讲求绩效性的管理，才是现代管理，也是科学管理。现代科学管理不仅管理者具有明确、切实、可行的目的性，而且这种目的性也被组织成员所认同;不仅管理者实实在在抓绩效，而且成为组织的全员行为。只有组织的目的性与绩效性统一的管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由此，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所在。
(五)管理是配置与环境的统一
现代管理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源与要素的配置不能不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方面与内容。与此同时，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又与环境密不可分，管理的一系列特征、原则与规律既是客观环境的反映，又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与变化的。这里，环境是自变量，管理是因变量，既尊重、注重客观环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有管理的动态性与灵活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变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其基本要义与理论基础就是把握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讲求唯物性、逻辑性、发展性、辩证性。简言之，环境是配置的约束，管理是环境的函数。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得到理论支持。
社会存在的管理及其管理理论有多种形式，各种管理与管理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西方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既存在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特征，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正在拓展中的新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管理学科最大不同点在于:一是关于中国的，以现代化和谐社会为要旨，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关于现代的，以辛亥革命为开端，不是全程性的。从学科属性考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学科
区别不同学科的关键在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最小、最大”，亦即稀缺资源的效率与利益问题;而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把握“用人、分钱”，亦即组织资源的配置与绩效问题。可见，经济学与管理学各自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与专门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有特色的理论主线，有一系列涵义明确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以及有经过实践验证其正确的系统性原理与原则。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对该学科的需要及其对于人们社会活动的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实践性、真理性、发展性、系统性、指导性等。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与时问跨度远远小于一般管理学，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及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共性，因而同属于管理理论;也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性，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又不属于同一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归纳、概括、总结并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管理行为与活动。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多面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内容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关乎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其各种不同内容与方式的社会活动，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统计学、会计学、运筹学、信息学、数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这种综合性包含着很强的概括性、科学性与应用性，因而既是多个学科的综合化，又是多种学科的边缘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实践，在于应用。如果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付诸于实践与应用，就是空中楼阁。我们说管理理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本意就在于:科学是相对于实践而言，艺术是相对于应用而言。没有实践，无所谓科学;没有应用，也就无所谓艺术。在这里，科学的含义是指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艺术的含义是指管理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管理理论，并且通过巧妙的技能(素质、能力、方法、技巧絮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的倍加效应往往是通过管理的科学与艺术实现的。说管理是环境的函数，就是在强调管理理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与应用中大有文章、大有空问、大有作为。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软科学
软科学(社会科学)是相对于硬科学(自然科学)而言的。所谓管理理论是软科学，一方面是指管理在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完全精确化、定量化，也就是说，在给定条件下有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定或预期的结果。因为影响管理效果的因素太多，而且许多因素又是无法事先预知的，或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管理主要是与人打交道，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管理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心理因素既不可忽略又难以精确测量，诸如人的思想、情绪、个性、作风、特点、习惯等，以及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管理方式、领导作风等都是影响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又都是模糊量，我们只能尽力使其确切或精确。另一方面，是指管理还有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的功能与效果的涵义，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前者主要是指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权力、信息、行为、过程以及管理活动所引发的效应、变化等无形因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软科学，并不意味着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就可以打折扣，也不意味着其缺乏理论性与原则性，而是其具有较大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弹性特征。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新学科，不言而喻也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一)特定性与限定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定性是指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即其研究对象的空间性仅为中国，而不是泛指世界各国或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因而不同于一般管理学或其他的国别管理学;限定性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时问性考虑仅以辛亥革命为上限与开端，之前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但以辛亥革命之后管理理论的研究为转移，因而也不同于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以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是特定的，研究的起点与范围是限定的。
(二)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从实践中来、为实践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各国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借助于相关知识与方法，不断提炼、概括、总结现代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加以体现，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紧密联系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实际，以服务现实、指导实践为学科取向是其重要特点。考察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确实是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以及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用学科，它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与教训，解决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是其最重要的学科目标。正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能不断地从现实实践与理论发展中丰富、完善自身，从而获得内在的强劲动力。
(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管理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把现代管理的方式与方法归纳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共同采用，如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对于管理实质方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须充分注意国情的不同和把握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体现为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理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其属于管理的一般性。也就是说，由于管理的二重性，某些管理方法、技术乃至理念也是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普适性的。
(四)综合性与专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学以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等基础上，借鉴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与体系设计，同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财政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有明显的借鉴、交叉、嫁接、融合等特点，具有综合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创建与创新过程中，又有自身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相对必要、稳定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有自己确切、系统的概念链条与基本内容;并且有在研究规范、逻辑结构、核心概念、理论主线等若干方面独到的特点与风格，具有专门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张积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易于出现纯学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管理学，而切断或割裂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五)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作为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学科取向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突出强调经验、概念与认识的说明与证实，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事实、过程、经验的分析与归纳，提出相应的假设或有待验证的判断、命题或理论，并由事实、过程、经验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命题或理论，这实际上包含着研究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在客观反映、描述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相关现象及其规律，并运用经过证实的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预测，从而回答管理活动与过程中提出的“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这又是一个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科学。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事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理论，必然涉及模式选择、价值判断等问题，所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实证问题，还要提出“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规范性问题，把价值分析与判断作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六)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组织、企业等各类微观管理，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制度设计、治理模式、政府职能等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内容与水平;在微观管理层面，则更多地强调管理的技术因素(当然，环境条件以及组织文化会对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及权变原则。当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要求。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无管理的组织，也没有无组织的管理，不是管理别人就是被别人管理。学习、掌握、改进和完善管理的理论、模式、内容、方法关系到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利益，管理是科学，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要掌握并提升管理技能及管理理论，就要学习、认识和深化现代管理的理念、内容、特征、原则等，培养管理素质，增强管理技能，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这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分不开。
中国古人很早就显现出杰出的治国智慧，古语云:“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止。”其精辟之处，在于高度概括出了管理的意义与精髓，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道德。古往今来，在治国理论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以德服人是最高境界的协调艺术，也是最有实效的管理经验。中国人讲求修身、齐家而达到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实质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崇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实际上是肯定法在管理中的作用。虽然，诸子百家各家各派各有各的主张和提倡，但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经过时问与历史检验的、方方面面的管理知识与理念，都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国家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管理学有价值、有意义的理念与经验也是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二)有利于履行职责与提高绩效
组织管理是在有确定目标的、具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协调功能的有机系统内，并且是在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特定社会实体中进行的，是同组织成员一起，并通过一系列相关者使组织活动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的行为与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和具体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趋提高，管理就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管理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履行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卜，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制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相应的传导与配置，实施既定的战略与决策，从而达到最佳绩效并充分达成组织目标。换言之，管理就是依据组织目标，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设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层级、按部门、按职能分解落实，及时有效配置资源和协调关系，并促使各方面、各环节同心协力履行职责和义务，以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个履行职责、有效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强管理能力、提高管理绩效的过程。完整、准确、适当地把握与落实管理技能与管理理论，既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
(三)有利于培育素质与增强效能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来说，不再像传统管理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组织内部或企业管理范围内，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宏观领域，包括政府职能和社会治理方面;在内容结构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由“两个层次”发展为“三个层次”，即增加了传导层次，并且把配置概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研究重点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以往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环境、战略、传导、配置与项目、绩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重视规范研究，注重量化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概而言之，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营养，更要充分吸纳国内多种意见、看法与争鸣，从而把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发展，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卜的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讨论与创新的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相信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为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从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必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三
;摘要：鲁迅早期思想呈现出强調“主观之内面精神”的“主观主义”倾向，日本学者竹内好结合鲁迅十年沉默期的生存体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心”说，极大影响到此后鲁迅研究的格局。但是，只有把鲁迅的这一思维范式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能准确辨析和判断出它的时代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回心”思维催发了现代意义上“个”的诞生，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质。
关键词：鲁迅；“回心”思维；个；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一、何谓“回心”？
据《近代的超克》的中译者考察，日语当中“回心”一词，来自英语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英语世界对“回心”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这显然是生活在儒教文化圈中的鲁迅所不具备的，但是它本有的转化、改变等意思在鲁迅那里还是有所表现的，特别是着眼于他人生的不同时间段来看，的确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作转向的东西。但我觉得，“回心”这层英文含义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发生变化这一表面现象，而“回心”体验本是一种内在心灵上的某种转换，即通过内在自我否定而达到觉醒。好在竹内在其《何谓近代》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回心”这一概念，并将“回心”与“转向”对立起来使用，使得这个词的所指逐渐清晰起来：“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发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发生转向，反之亦然。”在此，竹内明确提出了“回心”与“转向”的三点差异，前者向内后者趋外。前者保存自我后者放弃自我，前者以抵抗为媒介后者则没有媒介，以这三条标准来衡量鲁迅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便可断为“回心”无疑。况且，鲁迅自己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不仅如此，汪晖更是在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中，“发现了一种把自己当做道德法则进行审判的罪的自觉，这种以‘自审’为其特征的精神现象贯穿于鲁迅一生，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这样一份对于自我的更无情面的解剖（“自审”），实际上就是回向个体内心进而发生自觉（“回心”）的某种前提。
综上，竹内所提出的“回心”是一种个人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以“自审”为前提，以自我否定为表现形式，以“个”的自觉为终果，从竹内的这个逻辑程式来看，“自审”似乎成了最源头的动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自审”意识的产生是源自于某种失败感，正是对于失败感的畏惧与拒斥才产生了自我审视的紧张心理。纵观鲁迅一生来看，其失败的惨痛记忆应该是深刻的，以至于有论者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了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节：他总是倾向于发现自己的失败，并一再自认是个失败者”，竹内也认为正是这种对于失败感的抵抗才成就了鲁迅，同时也是促使其“回心”思维发生的源动力。
二、鲁迅“回心”思维发生的思想史背景
竹内好在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时，分别提出了“回心”说和“转向”说，在他看来，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没有经过以抵抗为媒介的“回心”这一心路历程的，而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的展开则更为复杂，这固然与中国、日本各自的国情有关，竹内更是将这一不同称之为文化结构差异导致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之所以会产生以抵抗为媒介的“回心”过程，是有其文化上的深层次原由的。的确如此，相对于日本的孤岛文明而言，传统中国一直是以“天下”自居的，况且，周边地区国家的称臣（朝贡体系）也助长了中华帝国这一心态的形成，所以有人说，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时间意义，它首先表现为空间意义上的变更，即经历了一个痛苦的从“天圆地方”到“天崩地裂”的过程，在观念层次上则表现为从“天下”到“国家”的一种降格，当中国从传统的“天下”格局走向作为民族一国家的一个单位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才得以诞生，或者说中国才成为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考察的一个对象物。当然这一认识也是因了列强的坚船利炮而获取的，因此整个现代中国的产生就是一个外铄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扩张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性是外在于我们的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一个恶魔样的东西。近代语境中对于现代性的这一两难心境，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方面传统中国是不可撼动的，是安生立命之本，另一方面迫于现实的压力，又不得不有限度的接受西方现代性的“馈赠”，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搞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但是事与愿违，甲午海战的失利迫使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仅学西方科技、军事等方面远远不够，西方技术是有其作为体制的政治性保障的，于是又接着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结果也只是取得百日维新这样的政治悲喜剧，中国依然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命运进一步堪忧，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国人才认识到“思想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才将对西方的认识推进到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上，或者说才触及到了科技、军事、政治背后更为根本的人的精神世界。认识到了失败的根本还在于人。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当然还有青年鲁迅的“立人”说，但是纵观整个近代思想史，可以看出国人对于传统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节节败退的过程，与此同时，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则越来越接近于其西方语境中的本原意义。也就是说在近代语境中，逐步展开的现代性意识以其渐趋强势的压迫力促使国人对于传统中国乃至由此诞生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甚至连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尊严和现代价值均受到了堪称致命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及其生活其中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内在心理上，甚至迫使不得不自觉取消了作为中国人的资格，这是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羸弱必然带来的文化上的自卑，又因文化上的自卑而产生的一种逃离与驱迫的心理，这一心理最终导致了一种“贯穿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全部进程的‘边沿性’感受”，这种“边沿性”感受极大的束缚了中国人的心理生存空间。以至于偌大的中华帝国成了鲁迅笔下“无声的中国”，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因两种异质文化相较而产生的“边沿性”感受也是促使“回心”式思维产生的一副催化剂，因此我们只有把鲁迅的“回心”思维范式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才能准确的辨析和认知它的时代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三、“回心”思维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我以为鲁迅的“回心”思维范式是对于这一“边沿性”感受的反驳和胜利，从而最终确立起中国近代语境中现代性意义上的能够不卑不亢进行独立思考的主体形象。主体性是两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西方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就是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笛卡尔的“我思”开启了西方现代性的进程，又经过之后漫长的启蒙运动，思考的主体形象不断深入人心，完全可以说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是主体觉醒、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同样的，中国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开启也应该以独立思考的主体原则的确立为标志。以此来衡量中国近现代思想历程，我们只能说，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只是中国现代性的前兆，因为它还没有能够触及到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的本跟部位，即鲁迅所说的“根柢”；同样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政治改良运动也只是对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一种效仿，尽管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那里，已经有了某种主体性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在章太炎《民报》时期的一组批判文章中，但是作为一种自觉地并终身坚持、捍卫这种主体性原则的还是鲁迅，所以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同样的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鲁迅以其“回心”式思维范式确立了独立思考的主体性原则，并因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从鲁迅到胡风、冯雪峰、萧军，再到新时期的巴金，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经常遭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政治形势下始终坚挺着，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良知，同时也是一份中华民族经历现代性进程而产生阵痛的心灵记录。
现代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撕裂。表现在个体内心则为历史与价值的紧张甚至冲突，所有这些阵痛、冲突及其张力，在记录了中国现代性的历程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以能够体味“边沿性”感受、进行“回心”式思维的独立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为起点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必要重视青年鲁迅上世纪初所提出的“立人”的命题，更有必要重读他日本时期写下的不为时人所重的几篇文言论文，特别是其中对于“诗心”“神思”“意力”等内在精神性结构与功能推崇备至的几篇文章，它们一方面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衔接起了传统与现代，而其中不变的依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甚至中国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以其前无古人的魄力和胆识提出了摆在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即以“立人”为方向，突出“诗心”“神思”“意力”等精神性因素的现代造人运动，“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然后凡事举；若道其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回心”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它首先就表现为独立思考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其次，“回心”是一种屏蔽掉外在世界，回向个体内心，进行不断诘难和拷问的内在精神性机制，可以分成两步来理解：其一，“回心”某种意义上是对外在世界的拒斥，随着对于外在世界的疏远，凸现出来的就是作为主体的“我”，也就是说，“回心”思维潜隐着促发“个”的觉醒的可能。其二，它不断诘难和拷问（“自审”）的内在机制无疑已经将“我”对象化为“个”，这种“自审”是作为“我”对于“个”的诘难和拷问，由此现代意义上的“个”便被逼迫出来了。换句话说，“回心”思维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个”的诞生，这在近现代中国语境注重民族一国家，启蒙一救亡等主流话语所认可的“群”的力量之下，意义非同一般。尽管严复、梁启超等人已经意识到了个人意识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们那里，与“群”相对的“个人”实际上只是一种近乎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这种公民意识是隶属于“群”的意识的，或者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公民意识的培养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提高“群”的生存竞争能力，以顺应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不至于出现中国人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正如陈赟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朝向所谓先进文化的过程，与朝向某种逻辑法则构建出来的未来图像，这两种集体性的生存态度相互结合，使得生存的自性无所容身”。所以说严复、梁启超等人意义上的具有个人意识的公民概念，还远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章太炎的个人观念则更为复杂，他结合佛教唯识学提出“自性”、“依自不依他”等学说，更是强調“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但是纵观章太炎关于个人观念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个人观念是在与公理、进化、自然等普遍性观念以及在与国家、民族等具有团体性质的社会组织相对立的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但是这看似绝对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观念仍然不是西方本源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正如汪晖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章氏从个人的自主性开始，发展为否定公理世界观和各种以公的名义出现的事物，最终达到的并不是绝对自主的个体，而是本体意义上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宇宙的原理，因而也是社会应该遵循的伦理和道德”，这就将自由的个人形而上学化了，其结果则“意味着章氏并未以个人自主性作为终极的道德基础，而只是以个人自主性作为针对‘公理’和‘公’的世界模式的批判性的前提。”鲁迅的个人观念诚然有着对于章太炎的承继，尤其是“依自不依他”等强調绝对个人的观念，但是鲁迅的个人观念又是不同于章太炎的，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其“回心”式的思维范式，这样一种思维范式克服了章氏将个人绝对化甚至形而上学化的弊病，因此在鲁迅那里，其个人观念不仅是相对于公理、进化、民族国家等具有“公”和普遍性质的对立物，更是自由的，更接近于西方哲学所谓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在淡化“个”与“公”的绝对界限的同时，更加强了“个”的自主性，一方面他与“公”的世界模式是对立的，是有着绝对自性的，另一方面它义不完全置身于“公”的世界模式之外，甚至会参与其间，以其“个”的生存体验和独特视角来批判甚至摧毁这一对于“个”具有强大压迫力的“公”的世界模式。鲁迅终身以其边缘性身份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论争，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尽可能的记录下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文网之紧张、社会之黑暗、杀戮之残酷，从而践履了他所信奉的“个”人主义。
最后，鲁迅的“回心”思维范式为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和独特视角。作为主要迫于外在压力而步入现代性进程的近代中国而言，对现代性的向往与对于现代性的隐忧是同时接受的。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当西方现代性涌入古老中国的国门时，其崇尚理性、进步、创造和科学价值的现代性理念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点，换句话说，它的负面效应正在一点点展现出来。虽然现代性仍在以其惯性向前发展，但是人们对他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西方则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思潮的流行，这种以回向个体内心、注重精神、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哲学范式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于现代性危机体认的结果。然而，作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与西方本原意义上的现代性有着并非完全一致的界定，它不是与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社会、个人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它有着更为明确的中国背景和时代语境。就中国语境而言，中国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断遭受宰割、凌辱，在民族尊严几近扫地的局面下，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重拾民族尊严和自信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是与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课题连在一起的，现代性所注重的主体性原则，线性进化理论，强調创造和科学的理念，固然与中国的时代课题有着一致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或者说更为隐蔽的还是两者的分歧，这是早期呼唤现代性的那些人没有能够认识到的。其实对于现代性的不同认识，除了不同的国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面对现代性的不同时间维度，当西方现代性在其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叩开古老中国的国门时，其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理念是一起涌入的，起码可以说对现代性的期望与对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是国人同时获得的体认，特别是在那些敏感而又有着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那里，现代性的面目愈发复杂起来。比如章太炎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如此，他一方面不断汲取西方现代哲学的养分，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佛学来揭示出其所标榜的个人主义等观念的内在矛盾。在迎娶现代性的同时，又起到了解构的作用。这样现代性及其自身的危机就同时为国人所承继下来，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以至于有论者称这种“对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汪晖也在其《死火重温》中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具有一种“反抗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征，他强調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中国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而承担了这一反思与批判任务的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具有“回心”思维范式的一批思想者。
《文化偏至论》可谓是早期鲁迅文化思想的纲领，其以雄辩的语言阐述了西方现代性片面发展的负面效应，特别指出了“物质”、“众数”等新近出现的“偏至”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非物质”和“重个人”的纠偏良方，“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放来，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更是将目光伸向了具有“诗心”的诗人和具有“白心”的农人那里，特别看重其“神思”、“内曜”和“心声”等内在精神性因素，这就为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评判的依据，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在西方的意义，并不是一味发展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就意味着进步，现代性的内涵应该是多方面的，而其最为根本的内核还在于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缺失，尤其是鲁迅所指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缺失，正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鲁迅的上述主张不仅具有前瞻性，更是一针见血的洞察了现代性发展的弊端，并及时提出了纠正“偏至”的良方，进而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独特视角，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纠偏和平衡的作用。
责任编辑文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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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早上，一个人开车走在去单位加班的路上，收音机里突然想起了韩磊和谭维维唱的歌，“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全身的疲倦一扫而光，跟着音乐的旋律进入了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看到了革命小将们在根据地写下“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的口号，听到了长征路上党领导红军寻求民族伟大复兴的声声呐喊，感受到了抗美援朝征战归来的豪迈气势，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青年人的理想，汇聚成一个民族接续奋斗的。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苏轼有言“守其，始终不变”，就是说要坚持。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一个不肩负使命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青年干部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要笃定使命，经常自觉接受党性教育洗礼，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跟党走，清楚自己从何而来又为谁而干，树立为民意识，不忘为民，肩负为民使命。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各项事业想要长远发展还要打牢根基，扎根群众。在中国的最东边生长着一种竹子，名叫毛竹，毛竹在前四年的时间里将根延伸到数百平方米，在第5年开始自己的暴风成长。广大青年干部要不断的锤炼意志，坚定，学习“毛竹精神”，不断地向下扎根，积蓄力量，切实扑下身子，沉到基层一线，走进人民群众，将根系延伸到人民群众的肥沃土壤里，汲取智慧力量，茁壮健康成长。
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展翅翱翔的雄鹰，必是经历了无数次摔下山崖的痛苦，独占枝头的梅花，必定遭受了岁月无情的风吹雨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广大青年干部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要主动到艰苦的工作岗位锻炼自己，磨砺，不畏困难，敢于亮剑，奋力作为，以“逢山开路，遇水塔桥”的勇气攻坚克难，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狠抓落实，不断的在泥泞里站起，从绝望中重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出“青年”声音。
有这么一位“名人”，他就是担任村党支部委员的村官吴宪廷。吴宪廷今年51岁，在村大队任职已近20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白”。谈起他，村里人有说不完的话。
他是农业技术“导航仪”
老白最早在村大队做农业技术员，他的种植技术是全村数一数二的，谁家遇到技术问题都去找他咨询。现在他依然负责农业技术站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在每个种植季向全村广播播种、杀虫等知识。村民们送给他一个称号：“导航仪”。
1984年白塔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许多家庭没有生产工具，农产收割时是个麻烦事。老白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1985年，他第一个发起成立生产互助组，三人结对帮扶。他家有拖拉机，主动和无拖拉机的家庭结组，这样在收割时解决了工具的大问题。这种方法既有利于生产，又和睦了关系，随后在全村传播开来，持续了10多年。
他是热情的 “攒忙达人”
村里人管结婚、丧葬叫“过事”，既然是事，就需要乡亲的帮忙，而吴宪廷就是这样一个“攒忙达人”。从90年代开始至今，几乎村里所有人家过事他都去帮过忙。老白每次四五点钟就早早起来，开着自家车去市区为村民义务采购。十多年前他是骑着三轮摩托去买菜，这些年条件好了，他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忙前跑后。无论摩托车还是面包车，满载的是他对乡亲的醇厚情谊。
二十余年的付出换来乡亲的认可，前一阵吴宪廷的小女儿大喜，全村人都来给他帮忙，好不热闹。老白激动地说：“给别人攒了20年忙，没想到这次享受到大家伙这么高的待遇，以后我还会继续给大伙办好事，给乡亲们办事，付出再多我也愿意。”
他尊亲敬老的“大孝子”
老白的孝也一直为村里人称道。他母亲在世时，身体状况欠佳，长期卧床，无法自主翻身。吴宪廷为了照顾母亲，就和老人睡到一张床上。为了不让母亲长褥疮，他每隔两个小时就为老人翻身。即使要起早外出给别人帮忙，他都会在清晨出门2个多小时后，赶回家帮老人翻个身。村里人提起老白，无不竖起大拇指，并且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后辈、子女。
老白的中国梦
村委换届选举中，老白又一次高票当选，发表就职演讲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别的不多说了，乡亲们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私下里问起他对“中国梦”的看法时，不善言辞地他难得打开了话匣子：家家户户都幸福，乡里乡亲都和睦，我的梦没那么大，不过每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小梦，就合成一个大大的中国梦了。
这就是老白，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的中国梦，他热爱着自己的家，他传递着乡情，就是千万个他，共着筑着中国梦！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习总书记这句话激励鼓舞着广大中青年干部投身于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秉持矢志报国的伟大信念，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因循守旧只会被社会淘汰，只有强化理论武装，更新知识文化，理论指导实践，注重道德实践结合，才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完成人民的嘱托。
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习总书记说过“优秀年轻干部要有足够本领来接班，加强学习、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自觉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学会拜人民群众为师，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点。在理论学习方面也要和实践相结合，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不断用理论武装头脑，才能领悟人民群众劳动成果的精髓。中青年干部要不断补充精神食粮，学习上求真务实，工作上兢兢业业，少一点饭桌上的觥筹交错，多一些书卷上的含英咀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宗旨责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群众利益的为根本目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群众有事能叫得应。学会拜人民为师，做到反躬自省。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对爱做的事要敢做敢为，努力尝试，矢志伟大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做新时代的的探路人。人民日报曾评论这位物理学家林俊德“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
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生命中的最后3天，林俊德让人把办公桌搬进病房，争分夺秒地整理科研资料。青年时的他扎根于祖国沙壁地滩，参与国家核盾的建设，立志报国，建功立业，正是由于他们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卓越奉献的崇高品格。铸造了屹立在世界高峰的中国。新时代下的中国，春机盎然，前方充满着无限风光，只要我们秉持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定能创造更多中国奇迹。
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求真学问，知行并济，是每一位实干家的奋斗基因。只有加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理论，科学统筹，才能真正把知识运用到实处，奋斗才有方向。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候，选择到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用知识和理论武装头脑，拓宽视野，结合近代时期中国现状，在书中寻找解救当下中国病状的根本答案，以指导理论与实践与相结合，最终带领人民群众创立了新中国。作为新时代下的我们不仅求真知，悟真理，还要敢担当，理解理论真谛，强化责任意识，敢闯敢干，才能写好新时代干部作为的华丽篇章。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时代，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我们立足于根本，求真知识，脚踏实地，披荆斩棘，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国家更有前途，民族更加希望将，人民更加幸福。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再一次掀起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热潮，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作为年轻干部，应当向劳模学习，向先进工作者学习，做新时代的“打工人”，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融入到中国梦，付诸于一点一滴的劳动工作中，脚踏实地去实现。
尊重劳动成果，把握“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的主基调。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劳动、珍视劳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历经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历经了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蜕变，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也是各行各业劳动者们的辛勤劳动结晶。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这些成就是百折不挠艰苦探索得来的，是付出巨大牺牲和艰辛劳动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我们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这一代代人的劳动付出，真正尊重祖祖辈辈们积累的劳动成果，让“劳有所得、劳有所获”的理念入脑入心，勤于劳动、善于劳动，在劳动中收获幸福，让奋斗成为人生最厚重的底色。
崇尚实干精神，奏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今日华夏大地上，广大劳动者正在用奋斗书写历史。脱贫攻坚道路上，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当好带头人、做好贴心人，带领群众啃下“硬骨头”，用脚步丈量出脱贫的广度，他们用实干诠释了“解决绝对贫困要靠接续奋斗得来”。在疫情防控中，医护人员全力以赴逆行，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排查，快递小哥坚守岗位配送，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人任劳任怨赶工，他们用实干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一群群劳动者克服艰难险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战场上站好岗、守好责，贡献力量。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必须继续传承中华民族辛勤劳动的品格，以劳动为荣、以吃苦为乐，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以苦干实干的作风，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努力、爱岗敬业、拼搏奋斗、无私奉献，让视野在劳动中更加宽广，让人生在奋斗中更加充实。
突出创新思维，激活“劳动开创未来”的主引擎。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我国作为劳动力大国，劳动者的素质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电缆掌门人”何光华用20年的风华，通过技术攻关历史性地实现了电缆无接头敷设，填补该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空白，登上国家科技领奖台。罗昭强半路出家，从一名顶级维修电工转行当起了高铁调试工，经过疯狂补课，研发出高速动车组模拟实训系统，荣获国际专利授权，他说，新时代的劳模不仅要会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抬头创新。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要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培养创新思维，充分发挥工匠精神，带着敢为人先的勇气、执着专注的态度和追求卓越的情怀，在各自的领域勇攀高峰，成为本领高能力强的奋斗者、懂技术会创新的带头人、建新功立伟业的主力军，用劳动创造人生之美、国家之美、时代之美。
11月24日上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共表彰2493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其中1689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804人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逆行出征的医务工作者、用爱心浇筑“鹊桥”的基层工作者、成就“飞天”梦想的平民企业家、锻造“匠心人生”的机修工程师……获得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凡业绩，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劳动托举“中国梦”，携手共赴“幸福路”。
以先进事迹为“帆”，“领航”更要“举旗”向前奋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国家治理，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制造大国还是创造强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这离不开我们党的全面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亿万劳动人民的矢志奉献和真抓实干。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偏航、不动摇，赓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强固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仰，坚定建新功、立伟业的伟大实践，激发奋进力量，驶向“十四五”航程。要结合“物质兜底”和“精神鼓励”，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的良好氛围，怀匠心、践匠行、出匠品，让更多劳模和工匠人才竞相涌现。
以劳模标准为“尺”，“身入”更要“心至”丈量民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定位，也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自省自砺的崇高精神境界。“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是对劳模的精准定义，具有坚定的政治性和先进性、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而言，既是“政治标尺”，又是“法纪戒尺”，既能“正向激励”，又能“反向震慑”。用为民脚步丈量实绩，用为民丈量民情，脱贫、抗疫、防汛、复工复产等一线“战场”上，深深镌刻着“不负人民、不辱使命”的时代印记。一方面，要自觉对标劳模、对标先进，时刻“置顶”人民利益，将发现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在“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大事小情中做到言行一致，用心用情用力抓，走好苦干实干细干“每一步”，决不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于变局新局中“固本”“强基”“铸魂”。
以斗争经验为“镜”，“知来”更要“鉴往”矢志奋斗。擘画“十四五”美好蓝图，广大劳动者传递着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为开好局、起好步赢得先机、赢得优势，必将再创新辉煌。“鉴往”可以“知来”，“知来”更要“鉴往”。要以史为镜、学史明鉴，从“读史知史”中探索汲取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斗争智慧和实践经验，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干事劲头，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忘我耕耘不停歇，辉映熠熠奉献。要以劳模和工匠人才为“正衣镜”，提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才智本领，乘势而上、主动求变，在迎接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风险中知难而进、逆流而上，永葆向上之姿、担当本色。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致敬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让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在干事创业中不断领悟“人间万事出艰辛”实践真知，在为民服务中不断开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广阔前景，真正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落到实处、落到细处，携手共赴“中国梦·劳动美”的新时代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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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五
有史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管理日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并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人类“群居”的社会性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管理的必然性与能动性，从而也就决定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适合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行为、活动、观念、理论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既属于现代管理学的学术范畴，又与一般管理学不同，有着自身必要与明显的学科特征。
所谓管理，即在特定环境下对组织拥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既定目标的活动与过程。就管理的实质内容看，理论层面可主要概括为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基本职能，实践层面则可以通过战略与决策、配置与协调等管理传导作用而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与过程。一方面，管理是相对于组织的目标性与绩效性;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组织由于分工的存在而需要合作、协作以及相应的划分与组合。马克思曾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①这种职能就是管理。例如，单独的演奏者是自己指挥自己，而合奏的乐队则需要统一指挥。这里，指挥对于乐队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具体形式的管理，他的行为与方式就是确保乐队的合奏能够协调进行并实现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一个没有指挥的宏大乐团很难合奏出优美和谐的乐曲。同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会产生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和秦兵马俑、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等。历史到了今天，管理越来越体现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必然，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关系时代化的内涵。管理不但是科学、是艺术、是素质、是能力，而且是软实力(基础国力、国民素质)、是软环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三配置方式(另有市场方式与计划方为、是更重要的生产力。
管理活动是很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若干因素(包括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管理又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认识管理的规律性和把握管理的特征，正是管理学的任务，是管理者的基本功，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基本条件。管理行为与活动的规律性及其特征，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依据。
(一)管理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与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问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两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②可见，管理既有同生产力、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又有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
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相联系，管理的自然属性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管理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般要求。人们的共同劳动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也就越重要。第二，管理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通过特定的管理才能具体实现劳动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配置以及各种关系的协调，使实现组织目标必需的各种要素优化组合，有效发挥各种要素的作用。与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另一方面，管理实质上又体现着特定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人们之问的利益关系。
管理的两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基本制度，有内容而无形式。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不可能孤立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单独存在，有形式而无内容。另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与其相适应。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必然对相应的自然属性产生影响并发生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具体的管理行为与活动包括与之相联系的管理理论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产物，必然与一定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地域或国别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与中国特定生产力的状况、特征、水平以及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体现相联系，从而必然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
(二)管理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统一
一般而言，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共同的活动，二是一致的目标，体现为多样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管理相对于共同活动具有社会性，相对于一致目标具有文化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管理的精神支柱。社会性与文化性是管理活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由此，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而言，其社会性直接、具体体现为相应的生产关系;其文化性直接、具体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必然深化其学科特征。
(三)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管理的科学性意味着任何管理都有其内在逻辑性，管理是科学，并且具有普遍性。客观存在着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有一整套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反映客观管理过程一般的条件、内容、特征、演变以及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即管理科学。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普适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从总体而言，管理是有逻辑性、程序性、目的性的活动;管理的艺术性意味着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的权变性与灵活性，强调管理者必须适应环境的发展与变化，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管理的相应原则与方法，形成有个性的管理技能、技巧，从而在管理的大舞台上不断演出一幕幕既生动又活泼的“好戏”来!可以说，管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技巧;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当今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人性、关系、环境、伦理以及多样化、自主化、具体化，实践与悟性是把握管理真谛的钥匙。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不言而喻。
(四)管理是目的性与绩效性的统一
所有的管理都具有目的性，所有的管理也都讲求绩效性。没有目的性的管理必然无所适从，不讲求绩效性的管理自然一派混乱。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时也特别讲求绩效性的管理，才是现代管理，也是科学管理。现代科学管理不仅管理者具有明确、切实、可行的目的性，而且这种目的性也被组织成员所认同;不仅管理者实实在在抓绩效，而且成为组织的全员行为。只有组织的目的性与绩效性统一的管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由此，这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所在。
(五)管理是配置与环境的统一
现代管理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资源与要素的配置不能不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方面与内容。与此同时，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又与环境密不可分，管理的一系列特征、原则与规律既是客观环境的反映，又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与变化的。这里，环境是自变量，管理是因变量，既尊重、注重客观环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有管理的动态性与灵活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变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其基本要义与理论基础就是把握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讲求唯物性、逻辑性、发展性、辩证性。简言之，环境是配置的约束，管理是环境的函数。由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特征的客观性得到理论支持。
社会存在的管理及其管理理论有多种形式，各种管理与管理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西方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既存在共同之处，也有自身特征，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正在拓展中的新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管理学科最大不同点在于:一是关于中国的，以现代化和谐社会为要旨，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关于现代的，以辛亥革命为开端，不是全程性的。从学科属性考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相对独立学科
区别不同学科的关键在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最小、最大”，亦即稀缺资源的效率与利益问题;而管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把握“用人、分钱”，亦即组织资源的配置与绩效问题。可见，经济学与管理学各自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与专门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有特色的理论主线，有一系列涵义明确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以及有经过实践验证其正确的系统性原理与原则。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对该学科的需要及其对于人们社会活动的指导意义。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客观性、实践性、真理性、发展性、系统性、指导性等。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与时问跨度远远小于一般管理学，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及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有共性，因而同属于管理理论;也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性，因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学又不属于同一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归纳、概括、总结并指导我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管理行为与活动。管理行为与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多面性及多层次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内容的综合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关乎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及其各种不同内容与方式的社会活动，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统计学、会计学、运筹学、信息学、数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这种综合性包含着很强的概括性、科学性与应用性，因而既是多个学科的综合化，又是多种学科的边缘化。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实践，在于应用。如果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付诸于实践与应用，就是空中楼阁。我们说管理理论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本意就在于:科学是相对于实践而言，艺术是相对于应用而言。没有实践，无所谓科学;没有应用，也就无所谓艺术。在这里，科学的含义是指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艺术的含义是指管理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管理理论，并且通过巧妙的技能素质、能力、方法、技巧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管理的倍加效应往往是通过管理的科学与艺术实现的。说管理是环境的函数，就是在强调管理理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同样如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与应用中大有文章、大有空问、大有作为。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软科学
软科学(社会科学)是相对于硬科学(自然科学)而言的。所谓管理理论是软科学，一方面是指管理在现实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完全精确化、定量化，也就是说，在给定条件下有时不一定能够得到确定或预期的结果。因为影响管理效果的因素太多，而且许多因素又是无法事先预知的，或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管理主要是与人打交道，在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管理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心理因素既不可忽略又难以精确测量，诸如人的思想、情绪、个性、作风、特点、习惯等，以及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管理方式、领导作风等都是影响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又都是模糊量，我们只能尽力使其确切或精确。另一方面，是指管理还有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的功能与效果的涵义，也就是说，在管理活动中，同样存在着“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前者主要是指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权力、信息、行为、过程以及管理活动所引发的效应、变化等无形因素。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属于软科学，并不意味着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就可以打折扣，也不意味着其缺乏理论性与原则性，而是其具有较大的能动性、灵活性与弹性特征。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新学科，不言而喻也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一)特定性与限定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定性是指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即其研究对象的空间性仅为中国，而不是泛指世界各国或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因而不同于一般管理学或其他的国别管理学;限定性是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时问性考虑仅以辛亥革命为上限与开端，之前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但以辛亥革命之后管理理论的研究为转移，因而也不同于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以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其研究对象的环境与条件是特定的，研究的起点与范围是限定的。
(二)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从实践中来、为实践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各国管理实践与理论成果，借助于相关知识与方法，不断提炼、概括、总结现代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理论化的形态加以体现，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紧密联系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实际，以服务现实、指导实践为学科取向是其重要特点。考察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确实是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以及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用学科，它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与教训，解决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努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是其最重要的学科目标。正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使得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能不断地从现实实践与理论发展中丰富、完善自身，从而获得内在的强劲动力。
(三)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管理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管理普遍存在于一切社会协作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一般规律，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可学习和借鉴性。另一方面，管理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条件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必然体现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使得管理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使得管理活动和方法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把现代管理的方式与方法归纳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共同采用，如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对于管理实质方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须充分注意国情的不同和把握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体现为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理技术方法，应该积极借鉴和吸收，其属于管理的一般性。也就是说，由于管理的二重性，某些管理方法、技术乃至理念也是可以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普适性的。
(四)综合性与专门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非营利组织管理学以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等基础上，借鉴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与体系设计，同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财政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与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具有明显的借鉴、交叉、嫁接、融合等特点，具有综合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创建与创新过程中，又有自身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相对必要、稳定的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有自己确切、系统的概念链条与基本内容;并且有在研究规范、逻辑结构、核心概念、理论主线等若干方面独到的特点与风格，具有专门性。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张积极借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决不能脱离我国特殊的基本国情。由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开展起来的，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积累，易于出现纯学术化的“管理主义”倾向，即仅仅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管理学，而切断或割裂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还应该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仅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也要解决“为谁做”的问题;不仅要回答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事务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管理”问题，同时更要回答“为何做”和“为谁做”的“公共”问题。
(五)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作为以实际应用为主要学科取向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突出强调经验、概念与认识的说明与证实，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事实、过程、经验的分析与归纳，提出相应的假设或有待验证的判断、命题或理论，并由事实、过程、经验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命题或理论，这实际上包含着研究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在客观反映、描述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相关现象及其规律，并运用经过证实的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预测，从而回答管理活动与过程中提出的“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这又是一个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科学。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化事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理论，必然涉及模式选择、价值判断等问题，所以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实证问题，还要提出“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规范性问题，把价值分析与判断作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六)宏观性与微观性的统一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仅包括组织、企业等各类微观管理，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的制度设计、治理模式、政府职能等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内容与水平;在微观管理层面，则更多地强调管理的技术因素(当然，环境条件以及组织文化会对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及权变原则。当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也具备一般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与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无管理的组织，也没有无组织的管理，不是管理别人就是被别人管理。学习、掌握、改进和完善管理的理论、模式、内容、方法关系到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管理出效率，管理出利益，管理是科学，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要掌握并提升管理技能及管理理论，就要学习、认识和深化现代管理的理念、内容、特征、原则等，培养管理素质，增强管理技能，提高管理效率与效果。这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分不开。
中国古人很早就显现出杰出的治国智慧，古语云:“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其精辟之处，在于高度概括出了管理的意义与精髓，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道德。古往今来，在治国理论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以德服人是最高境界的协调艺术，也是最有实效的管理经验。中国人讲求修身、齐家而达到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实质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崇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实际上是肯定法在管理中的作用。虽然，诸子百家各家各派各有各的主张和提倡，但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经过时问与历史检验的、方方面面的管理知识与理念，都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国家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管理学有价值、有意义的理念与经验也是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二)有利于履行职责与提高绩效
组织管理是在有确定目标的、具有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协调功能的有机系统内，并且是在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特定社会实体中进行的，是同组织成员一起，并通过一系列相关者使组织活动完成得更好、更有效的行为与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细化和具体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日趋提高，管理就更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管理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履行职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实际上就是要制定目标与方针，通过相应的传导与配置，实施既定的战略与决策，从而达到最佳绩效并充分达成组织目标。换言之，管理就是依据组织目标，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设置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按层级、按部门、按职能分解落实，及时有效配置资源和协调关系，并促使各方面、各环节同心协力履行职责和义务，以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个履行职责、有效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强管理能力、提高管理绩效的过程。完整、准确、适当地把握与落实管理技能与管理理论，既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管理绩效。
(三)有利于培育素质与增强效能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特征来说，不再像传统管理学那样更多地将自己限制在组织内部或企业管理范围内，而是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宏观领域，包括政府职能和社会治理方面;在内容结构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由“两个层次”发展为“三个层次”，即增加了传导层次，并且把配置概念引入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研究重点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从以往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环境、战略、传导、配置与项目、绩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重视规范研究，注重量化与案例方法的应用，广泛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手段。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概而言之，既要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之中吸取经验、教训与营养，更要充分吸纳国内多种意见、看法与争鸣，从而把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发展，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面而充分的学术交流、讨论与创新的基础上，使其理论成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相信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定会为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从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理论、中国声音。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必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六
;摘 要：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正以其特殊的方式进入现代全球体系。现代化进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然而土耳其这一过程的转变仍道路漫长，且面临多元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民主悖论。文化多元化是土耳其现代化的积极抑或消极因素，这一问题将在本文得到阐释。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类似语境。文章试图寻求土、中两国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对土耳其问题研究以及中国问题研究，都将带来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民主化；经济发展；多元化；政治转型
引言
泛突厥主义思潮从19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土耳其暗流涌动，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地位而主动领导着这一思潮。从古代时期政府与宗教的统一，通过激进的西方化革命进程，经历了早期的泛突厥主义，到现在的土耳其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如此相似，中国也有一个漫长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历史时期。突显一国传统文化不只是简单地回溯，任何文明古国的文化复兴都将会面临严峻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古老文明如何进入现代民主体系的问题。
一、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一）土耳其与地缘政治学
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北约nato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以及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桥梁，土耳其本身恰恰显示出其两个维度的进程。土耳其在参与西方阵营的同时还试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在影响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并且衔接着从中东到东欧的地理节点。这样的地缘政治要求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必然以欧盟为发展方向，參照欧盟民主标准制定自身国内政策。土耳其所努力要符合的民主标准正是欧盟力推的哥本哈根标准。
土耳其这个国家身处亚欧大陆交会处，横跨两个大洲。在文化上，土耳其伊斯兰教的信仰也与中亚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土耳其政府一直在抱住欧盟的大腿不放，在法国等国家长期坚持投反对票的情况下，仍然执着地要加入欧盟。在外交政策上土耳其也一直紧跟美国的步伐，虽然在外交上不失独立原则，却在军事部署上长期跟随西方阵营。当然，土耳其没有与上海合作组织进行实质性合作，至今仍然只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因此，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渊源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功能主义”学说的现实分析中发现差异，也就是说地缘政治与民族文化是不同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这里应该引起我们对于国际组织机制建设及其对于一国国内政治进程影响力的思考。
在土耳其国内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在土耳其国内由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而长期得到中上层社会群体的拥护。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政策虽然造成土耳其国内贫富差距的长期分化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由于其强硬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土耳其国家形象、迎合了泛突厥主义思潮，因此其执政地位仍然保持稳固。就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转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或者政权一样，从民族自尊心这个角度来看，其政治生态也与中国社会开放的政治社会生态以及当今儒家文化价值观复兴的趋势非常相似，因为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突厥梦”。
在1982年，土耳其颁布了一个新的宪法，坚持多元政党制度和议会至上原则。从而开启了第四波民主化运动，民主化与世俗化这两个趋势成为了土耳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第四次司法改革一揽子方案改进着言论自由的法律框架”[1]13，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民主化与世俗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基层倾向于支持保守的宗教团体，而土耳其军队支持左翼力量。这种内在张力反映出正义与发展党（akp）与共和人民党（chp）之间的政治冲突。
（二）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至2012年10月，土耳其政府已经大幅度放开对于国内各种社会组织与团体的运作进行审查。作为民主政治的积极成果，土耳其政府已经认识到公开场合的库尔德语言的使用其意义重大，甚至允许在议会选举过程中使用库尔德本民族语言。政治改革催生民主，而民主生态自身的发展也倒逼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多元化是一个重要变量。那么多元化对于一个转型中的社会而言是积极变量还是消极变量呢？如果我们以土耳其社会作为分析案例，会发现，多元化的社会参与成为推动土耳其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
土耳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本国东部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进行武装镇压，并且土耳其军方在这一过程中打死打伤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数以万计。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主要活动在西亚、中亚地区，横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个国家。为打击库尔德势力，土耳其对本国东部和东南部13个省长期以紧急状态治理。
2012年10月以后，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了一次大和解，在这期间，土耳其通过了最新的反恐法，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和允许库尔德语作为少数民族语言在全国学校教育系统中的使用。库尔德民族人权状况也在此时被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
如果我们说文化多元化是土耳其提升民主化的内部力量，那么还必须看到，欧盟作为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已成为土耳其提升其民主化程度的外部力量。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阻碍因素中，除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宗教世俗化的标准，也许民主化标准一直是土耳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人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问题。
（三）强势领导力与现代化进程
2013年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强调，土耳其正在谋求尽快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当时的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也在国际公开场合宣称“土耳其（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的选择是在宣布我们将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命运。”土耳其本身是西亚地区唯一的北约国家，向来在军事上是西方国家的盟友，然而土耳其放眼东方，向上合组织伸出橄榄枝，从中可见上合组织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及吸引力，也可见土耳其政局的多维度与其外交政策上体现出的灵活性。
以铁腕政治著称的政治家埃尔多安，仅从他个人的经历便可以在一个侧面来阐释土耳其当代政治生态的转变进程。他成长在社会底层，家境并不殷实，他成功当选为土耳其总理，包括他成为现在的总统，这一事实已经证明了传统的文化体制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通往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也可以实现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标志——文化阶层间的流动。这也证明了，宗教因素在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是一个积极因素。仅仅从这一方面来看，土耳其现代社会具有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高的社会包容性与更具灵活性的政治体制。这一优势使得土耳其更加靠近欧盟的门槛。
土耳其人作为突厥民族的一支，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政策对西方国家甚至与作为盟友的美国与作为兄弟国家的阿拉伯国家是相对独立的，虽然相同的宗教信仰使土耳其也可以保持与阿拉伯世界相互协调的正常关系，这也许仅仅在冷战结束后才是可能的。在冷战时期，土耳其属于北约体系而阿拉伯国家还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斗争中，中亚五国更是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即使与西方国家阵营之间，也是有冲突的。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海军在公海袭击了一支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造成船上八名土耳其公民和一名美籍土耳其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后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并严重影响了土以双边关系。土耳其决定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降至二秘规格，并中止与以色列的一切军事协议[2]。土耳其政府态度强硬，埃尔多安还坚决要求以色列政府公开道歉和做出赔偿，这让他再次赢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好感，使得其支持率继续提升。并且埃尔多安在一系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中以处事效率和风格成为赢得国内多数穆斯林好感的政治领袖。很明显的是，土耳其能够在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間的风口浪尖上保持平衡，这不能不说得益于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埃尔多安的政治手腕。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联系，我们也可以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土耳其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晴雨表。
土耳其因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危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土耳其不仅在为日后加入欧盟而履行着接收难民的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同时也在为来自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提供通往欧洲的中转站这件事情上显得态度暧昧，打起了“太极拳”。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娴熟地玩着跷跷板，让自身在与西方大国的博弈中获得了更多的筹码。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虽然有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古语也有“殊途而同归”之说，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转型道路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差异，甚至可以发现两个进程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例如在中国，没有宗教利益集团在政治体系中产生阶层流动的推动作用；没有外部政治干扰如欧盟或者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来推动国内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而言，土耳其的民主化和开放性市场更多得益于欧盟的外部影响，这使得土耳其的西方化道路简便易行，有既存模式可循。而如果我们理解中国一直强调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就可以观察到，中国政治体制转型过程有着更微妙的和复杂的过程。近几年来，反腐败作为习近平主席执政期间的政治实践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进程，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中国目前最为明确的行为是“动”，不论什么方向，重要的是中国选择了“动”起来。不同于土耳其，中国的民主化经济改革处于相反方向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许我们可以叫这种现象为“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转变的必然途径。土耳其的转型框架追随着既定的模式，因为欧洲道路是给定的道路，土耳其民主化将朝着欧洲标准线努力，这是一个可见的模型。特别是关于法律制度的转型方面，由于受到欧洲人权法院（echr）审查程序的积极影响，土耳其已经多次修订了本国的相关部门法，特别是刑法典中对于死刑的废除。当然，对于死刑的废除，土耳其社会也付出了高额的代价。在2015年年初，伊斯坦布尔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针对一名女大学生的强奸杀人案，国内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向政府抗议施压，要求将犯罪嫌疑人处死，并恢复死刑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废除了死刑，曾经被判处死刑的库尔德工人党头目、恐怖分子奥贾兰，也得以侥幸生存。“考虑到信仰和良知的反对呼声，与欧洲人权法院司法框架相协调的法律机制亟待建立起来。”[1]22因为欧洲人权法院作为重要的国际司法机构所体现的是欧盟框架下国际法机制和精神的核心。而土耳其道路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清晰可见的选择过程。
（二）中国政治语境的特殊性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中国长期面临来自美国的军事链的封锁，尤其是东海、南海海域，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菲律宾，以及最近几年来的越南，美国海军以及海外驻军在这些范围的监控对中国的主权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外部空间要求中国维系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正如邓小平所说“稳定压倒一切”[3]。这一理论不仅指威胁来自外部，也指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
可以明显看出，当今中国社会依然存在改革阵痛，从大的政治氛围来讲，公民协商精神、理性人格与妥协精神的缺乏与强势政府的引导具有正相关关系，国内经济增长为政治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做出了贡献，即使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在很长时期内被讨论，公权力的治理能力一直是不容置疑的“超越左与右”的坚实理念。十分不同于土耳其的转型社会特征，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呈现出同质性的特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多元化进程尚不存在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表当中。也可以说在中国语境下，多元化与民主化、现代化属于不同的维度。
“中国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升的社会福利，其任何程度的下降都可能引起人们的生活压力并引发社会问题，以及会威胁到体制改革的持续性。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中国可能在保护其领土和领海主权方面在对外政策上显示出强硬态度”[4]。从这样一种国外学者普遍存在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和中国显然在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实现强国梦。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入欧盟，从而通过外部力量倒逼国内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状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中国学者正式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特殊概念，即在对西方的人权状况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了发展权作为最重要的人权，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也同样强调了中国式的民主，以同样的方式转换了民主化的议题。
“土耳其官方将本国公民视为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而不是按照多数或者少数派来划分权利。”[1]14颇为不同的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得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隐性的和微妙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元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转化因素在土耳其是自下而上的，而民主化、多元化在中国的推进则是自上而下的。土耳其自身内部也有颇为棘手的少数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土耳其对自身内部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尚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以及实行有效的少数民族政策。土耳其政府如何能有效制定出针对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政策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内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在这一方面，中土两国应该相互协作，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在友好互信的基础之上进行交流合作。
三、结语
无论在土耳其还是中国，转型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會问题，例如恐怖主义问题与社会冲突问题。恐怖袭击在土耳其的频发已经导致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11年的8.8%下降到2012年的2.2%”，而这仅仅发生在一年时间内。虽然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属经济学意义上的内生性机理，但土耳其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作为一个外部破坏因素绝不可被忽视[5]。而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状况。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稳定，目前正进入供给侧改革阶段，但我们仍然要处理好影响经济规则的社会因素，这些阻碍因素往往都是来自于经济学意义之外的。
如上文所述，中国政治转型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民主化道路，与土耳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朝着相反方向前进的。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态势作为政府转型的基础，同时全面关注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者构建的概念——“中国式民主”，即认为中国必须选择一个特殊的方式促成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这种说法已经被接受为某种社会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2]联合国发布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救援加沙船队调查报告[eb/
ersity，2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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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对建设“两型社会”的呼吁，人们越来越注重家具的绿色环保。绿色材料竹、藤、柳所制作的家具，因其造型轻巧且具有独特材质肌理，满足了人们对“返朴归真”生活方式的向往。但目前因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税率下调等一系列挑战，我国竹、藤、柳条家具出口在艰难中前行。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种植面积大，玉米苞叶材料极为丰富。并且玉米苞叶由植物纤维构成，其编织效果典雅、清新，是营造自然清新的家居氛围的良好材料。目前玉米苞叶资源的利用率很低，以产品设计的方法充分地开发利用玉米苞叶这一环保资源，是我们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2）现状
中国玉米种植面积大，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周一称，2014年全年玉米产量约为2.15亿吨。玉米产量的提高、玉米需求量的增大，都带来了丰富的玉米苞叶资源。我国玉米苞叶编织以山东最著名，仅胶东地区，销售即达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玉米苞叶生产拥有完善的漂白工艺和染色工艺，而且经加工处理，使之更加洁白、柔软，可防虫蛀，并且有七千多种花色。但即便如此，玉米苞叶的应用仍不广泛，只是应用在工艺品等小件日用品中，如门帘、坐垫、地毯、提篮等。
3）玉米苞叶特性
视觉特性在原料上，玉米苞叶分内层和外层。内层苞叶颜色偏白，质地柔软，韧性强。用其编织出来的坐垫、窗帘、地毯可为居室增添了典雅、清城市园林设计作为城市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集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它主要以表现城市发展形态及空间布局为主，其目的在于促进城市绿化建设发展的同时，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推进城市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在现代城市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将美术、地域文化、建筑特色、雕塑等各个方面的艺术与自然情况结合在一起，主要体现在园林的装饰品、使用的材料、园林的分布格局等各个方面。目前，在城市园林设计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环境的文化艺术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这主要涉及到关键性内容为能够有效的规划空间布局，保证城市的整个形态，从而有效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城市的环境，更好的保证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营造的结果具有艺术性。园林的设计是一种艺术，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使人舒适和美丽的享受。因此，在园林设计过程中，关键在于植物配置、景观、建筑的古典园林等，之间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2)综合性比较强。绿化是整体是景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工程的指导下开展总体设计意图，其设计和建造应结合地形、水系统、园路、广场、花园建设，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想法，确保总体设计意图的实现。
3．1多样性保护原则
在园林设计中要着重保护当地的物种，避免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太大的扰动。各个区域都有其自有的生态系统，大范围的扰动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结构，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要根据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特点，设计好园林的结构布局，保护当地的物种多样性，提高园林的生态效益。
3．2生态位原理
生态位体现的主要是物种与物种、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园林设计过程中，应保证生物生长环境良好。具体方式可为:首先，植物的选择与配置需科学、合理，根据植物自身特点设置功能健全的复层群落结构，从而实现植物间的互相补充以及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其次，园林绿地中应保证生物流的畅通，使生物生态位各得其所，如将连通绿地，或在道路两侧设置生物迁移通道等。
3．3相对统一的规则
园林设计在城市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园林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设计，在设计的`时候，要依据地域的特色，确保园林每一个景观都与周边的环境保持统一。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各种设计方法及设计观念进行更新，按照相对统一的规则对园林进行设计。
4．1现代绘画与雕塑艺术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绘画因其线条和色彩的丰富多彩，很容易成为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元素，从而影响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应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就是一幅现代绘画。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随着雕塑材料的不断扩大，其空间逐渐由内部向外扩散，通过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让更多人感受到其强大的艺术效果。
4．2设计理念以绿色为主
园林环境应该是鲜花盛开，满目苍翠，绿色相呼应，这是最令人愉快的风景，也是最让人感到轻松，舒适的景观。要创造一个优美的绿化景观，需要进行设计，特别是景观的合理配置，在园林里基本上都是休闲绿色环保为主导色，但在此基础上，还体现出不同的艺术之美和自然之美来。例如，在鲜花盛开的春天，夏天浓荫覆盖，在秋天的桂花飘香，冬天是傲雪寒梅在景观设计也可以添加一些精神内涵。
4．3现代虚拟技术的应用
大量新的辅助设计工具的出现(如犀牛软件、sketchup、玛雅软件等)极大地丰富了设计的表现方式，使园林设计从传统的2d转变到3d、4d空间中，使人们在电脑合成的环境里获得进入角色的体验。
4．4现代园林设计要注重与自然相协调
设计现代园林时要考虑到，在不同的季节当中都能体现出园林的不同人文景观。现代园林设计还应注重与自然的协调，使用的植物生命力要非常强，抵抗力也比较高，尽量栽种本地植被，因为这样的植物适应性更好，成活率更高。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使用就地挖水或者引水工程来增加园林景观的效果。
在现代化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使空间要素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园林设计之中，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城市园林的发展，提高园林的使用性能，增加园林的效益。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八
;将现代文学经典化，将会对文学史的模式产生一定影响，对于现代文学史也会有一定影响。文学经典化将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其广度、深度、格局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国现代的文学史的影响力将会得到一定扩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将和传统文学史写作产生不同，应该去粗取精，由复杂变简单，将中国文学史经典化。因此，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对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进行了讨论。
的龙骨。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融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格局、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到1927年，文学革命进程经历了维新运动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文界革命；晚清以裘延梁为代表人物的革命；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盛行。辛亥革命后，民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文学革命以新知识者群体为代表。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陈独秀、易柏莎、李大钊、吴虞等为代表，他们写文章批孔、反孔，认为其思想易演变成独夫专治；1917年2月文学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三大主义作为目标；1919年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为代表，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组成部门。
与愿违。
曹禺等。
第三个十年是1937年七月到1949年9月，这个时期的问题中心主要是民族形式，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观”的论证。此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主要是赵树理和艾青。
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不是一个新命题。长期以来，“文学经典”一直是评论家在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取向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两个层面上的热门话题。命题本身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与外延，是历史与文学的交叉融合，因此不断推陈出新。首先，在历史河流的发展变化中，“文学经典”不仅是自然进步的历史过程，也是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人们没有必要将其定义一个单一的标准尺度，或者扩大没有边界的范围。严格地说，“文学经典化”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延伸。
的战士。
郭沫若也是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名家，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成功把时代需要和诗人创造个性融合，在其作品中，人们既可以读到自我抒情的主人翁形象，也可以感受其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特征。郭沫若的诗歌散文戏曲集主要有《星空》，诗集有《女神》《恢复》《前茅》《瓶》等。从本质上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在于讨论当代文学是否古典，也不在于衡量当代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原则。笔者认为，今天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原因，应该是不断质疑和反思伟大的历史眼光和新的历史观念。
要基础。
“经典”的历史视角和新的历史观念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背景下，拓展文学经典和深层思考与当代文学结合的诚信问题，探索当代文学资源也是当代文学不断“经典”的过程。对于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微观具体作品的“经典”认识，人们需要实现对“文学经典”问题的文学史和观念的宏观理解。一方面，要超越单纯的价值判断和标签确定，进一步引出对深层历史原因和文化内涵的合理公正揭示；另一方面，“文学经典”的思想也应该关注当代文学。
三、结语
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在从当代文学批评向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变的过程中，认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通过对理性沉思的感性敏锐观察，最终拥抱现实与虚构，构建拥有真诚和良知的艺术世界，有批判性地检查现实和复杂创作形态的多重影响。因此，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讨论既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过程，也是对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文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它决定了“过程”，应该是最高原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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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是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其对我国现在的设计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相互碰撞后的共融所形成的。视觉设计的特征越来越趋向统一，我们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冷静而清醒，应该更认真的去思考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国际化的问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多得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纹样是中国悠久历史的独特产物，其应用广泛，形式丰富，题材内容也极为繁博，不仅形式美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内涵，云纹作为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纹样，是我国文化史上经历历史发展时期最长、变化最为丰富、功能特色最多、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基本纹饰之一，中国传统云纹元素已经开始在现代招贴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2.1 云纹的历史与风格特点
“云”是一个漂浮的物体，它是由水滴和冰晶聚集而成的。中国古代将其赋予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云纹”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气息，使我们相信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云纹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云”的认识和中国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以及审美观念密切相关。
云纹图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不断丰富，各个历史时期的云纹，都融入了各自不同时代因素的不同特征。因此，中国的云纹纹样才能显示出其所具备的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具有无穷的魅力。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云纹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2.1.1 早期阶段
有部分学者认为，彩陶上面的原始螺旋图案是最早的云纹形态。但是这种典型的抽象几何纹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它是否具有当时的“云”的意义，仍然不能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形态上面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汉云气纹、先秦卷云纹、商周云雷纹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旋纹，有着一种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现在人们一般将装饰于青铜器上的“云雷纹”视为云纹最早期的形态。在云纹的发展历史中，云雷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商周时期的典型装饰纹样，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云纹或雷纹的总称，曲线造型的称为云纹，直线回转造型的称为雷纹。
2.1.2 鼎盛时期
汉代是中国传统云纹发展的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汉代的云纹样式是最丰富和生动的，出现了很多新型的云纹样式：云气纹、卷云纹、云兽纹等等。
卷云纹是在云雷纹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它通过对云雷纹的构形元素的简化和打散，构建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其简化的勾卷纹样也成为了后期云纹形态变化发展的基本形式。
卷云纹成型以后，汉代又出现了以卷云纹为基础的云气纹，云气纹的形态极富时代感，其构形元素除了沿用了卷云纹的勾卷形以外，还出现了“云尾”这一全新的成分。这样的纹样构成增强了云纹的力量感和速度感，同时也增强了汉代云气纹特有的一种气势。这时云纹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2.1.3 成熟时期
隋唐时期流传的云纹的纹样多是朵云纹，宋代则延续了隋唐时期的云纹样式，元代依旧以朵云纹为主，不过其在形式上多强调了朵云纹的组合感。从唐宋时期开始，为了顺应时代的审美变化，云纹的样式变得越来越具装饰性，但是这样一来，使得朵云纹的结构显得负荷过重。不过在越来越强调云纹的装饰性的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云纹体系中最具抽象品格又认同普遍、应用广泛的一种云纹类型——如意云纹。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云纹形态的整体演变趋势可以概括为：在最原始的基础上，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造型变得越来越丰厚、形象变得越来越细腻。这些可以总结为越来越精致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了满足自身的审美需要以及顺应时代的审美变化而作的不断努力。艺术的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审美经验和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突破原有的形式，以寻求自己所需的表现形式。
2.2 云纹的文化内涵及价值
云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优雅而轻松地传递着东方文化特有的“面”和“线”，传递着天地自然、人本内在、宽容豁达的人文精神和喜庆祥和的`美好祝愿。
从艺术形式上看，云纹是一种具有中华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装饰图案。它通常以涡形曲线为基本结构元素，根据一定的结构模型和一些组合方式构成。云纹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从任何角度来看其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和适应性，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
不论从视觉艺术发展的进程，还是文化的传承而言，中国传统云纹与现代招贴设计都存在很多的契合点，并且也符合现代招贴设计的理念。如今有很多的设计者有意无意的将传统视觉语言融合到现代招贴设计中，其主要表现为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将传统视觉元素当作一种符号，通过现代设计的方法进行组合，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中国传统云纹视觉语言表现出来的自由散漫的结构，却有种强劲的力量和狂放的气势，云纹荡漾其间，都给予了传统视觉语言在现代招贴设计中的运用以重要启发。
3.1 优秀的应用设计案例分析
3.1.1 靳埭強——《九九归一 澳门回归》
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一向擅长在设计中巧妙的把中国传统元素的精髓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他说这种相融并不是单纯的相加，而是要基于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上的相互融合。靳埭强先生创作的《九九归一 澳门回归》的招贴海报中，画面运用中国传统水墨手法绘成九九勾云纹的涟漪，托起红白相间的莲花花瓣，以宽宏淡然的意念表现不染的精神。云纹在“焦、浓、重、淡、清”的水墨丹青中表现出道家崇尚的黑色的审美观，靳埭强先生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水墨黑与白的独特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图形创意观念和视觉设计语言，他将现代设计的法则、材料、技法语言与传统玄学神韵和意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其独特的色彩情感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从中也体现出云纹黑与白的道家审美观念已经融入到图形创意设计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设计语言，也显示出黑与白的道家审美观念所具有的独特应用价值。
3.1.2《雲》
这是以“雲”字为主题的招贴设计，将繁体字“雲”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采用汉字创意方法中笔画变化的方法将雲字变形，笔画变化是指将笔画加粗、变细、变形、添加装饰等在笔画自身上做处理的表现手法。这幅招贴以云纹纹样代替“云”字，将云纹以现代视觉设计手法稍作变形使其从外形上更贴合于汉字“云”，既取云纹的“形”也取了它的“意”。云是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悬浮在空中的物体，画面中雲字的背景做了天空的样子与“云”的涵义相吻合，化作云纹的部分的背景辅以大面积的云朵，突出主题，同时与英文“cloud”相呼应。这幅招贴很成功的将文字进行了创意变形并且结合了现代英文的元素。
3.2 有待改善的应用设计案例分析
3.2.1 《禅》
这一幅招贴设计中云纹的应用就稍有欠缺了，画面中心以中国传统书法字体“禅”为主体，本意想表现的诗意宁静，画面下方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与主题字相呼应，禅意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当一个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最终把名和利都看淡，知道一切都不重要。最后随遇而安，落花如流水一般，服从自然法规，莫强求。戒贪心，戒妄心，心境如明，这才是“禅”。而画面上方云纹的应用可以说破坏了这种“禅意”，云纹跳跃的色彩与排列方式都不太符合“禅”的精神内涵。个人认为将此处云纹的颜色改为黑色，以中国传统水墨的形式表现出来会更符合这则招贴的意境。
3.2.2 《西门烤翅》
这一则招贴设计中云纹的应用显得有一些生搬硬套，它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西门烤翅”，而在这则招贴上并不能体现烤翅的特点，达不到太多促进销售的目的，显得有一些为了用而用。云纹本意象征“吉祥”，是在产品宣传设计中运用较多的纹样之一，但是宣传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应用并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在应用云纹以及其它的创作元素时要尽量做到“形神合一”，取法自然，不做作、不累赘。
综上所诉，云纹这一中国传统视觉语言中的装饰纹样，不仅仅只传递给我们它的艺术形态，还传达着中国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古老而厚重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招贴设计来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极富动感和浪漫情怀的中国传统云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且运用。如果设计的形式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同时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意境，会让公众有一种情感共鸣，作品也更容易被诠释和接受。
从一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云纹纹样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而我们现在需要去做的是更好的将传统元素“古为今用”，让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化的设计思想相结合，将中国传统元素运用现代化的设计方法进行“再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同时还要传承中国传统元素的文化内涵。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意味着设计也在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努力将中国传统元素的内在精神融合到现代招贴设计中。为现代招贴设计的精神内涵的多样性提供理论参考，让中国传统元素在国际化世界艺术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
现代招贴设计本身就是视觉语言的表达，设计者向受众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告知和劝说的目的。图形作为招贴设计中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受众直接感知的重要媒介，这就需要设计者充分把握视觉语言所包含的意义，这是现代视觉语言转换和融合必须关注的，我们在今后的设计学习过程中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设计符合现代大众的審美心理的情况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将中国传统纹样的视觉语言融入现代化的设计浪潮中。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篇十
;广告，对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空气、水一样无处不在，传播着各种商品和服务信息，沟通着企业和消费者。但是充满西方审美元素的画面在中国当代广告上的曝光频繁，暴露出中国人的审美西化倾向。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大视野下，需要对这个现象进一步分析。
当代中国广告审美的提出
美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当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西学东渐和传播冲击下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国本土审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一）西方现当代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发展趋势
（二）当代中国广告审美的实践
人类实践诞生了美，审美自身也是一种人类实践，审美实践是人类欲望化的内心世界外在化的合理表现。广告审美的取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理想，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审美的良好注脚。在当今大众传媒时代，审美实践活动媒介化，各种有关美的观念被强势的传媒所控制。媒介化的结果就是美的视觉化，收视率、产品销量和人们的口碑等数字化、经济化的东西成为审美实践评价的重要标准。广告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媒介，在商业的冲动之下裹挟着各种审美观念，向人们传达着金钱诉求。
（一）西化元素在当下中国广告传播中的表现形式
1.西方字符元素的使用
中国当代广告中最为常见的西化元素是字符。如就品牌标签而言，广告主倾向以中英文结合命名，如联想的“lenovo”，中国联通的“china unicom”，海尔集团的“haier”，七匹狼的“septwolves”等等。在中英文并用的情况下，很多公司把字母设计得比汉字大。
在品牌命名上，国内企业喜欢贪大求洋。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说，一个符號由“能指”与“所指”构成，所指就是符号本身代表的实际意义。但是中国很多本土品牌居然没有中文的表义，当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不出与这个词对应的意义，它只是一个符号，这实际上不利于品牌传播。比如著名的羽绒服品牌波司登，使用拼音商标“bo si deng”作为商标，波司登这几个词从中文意义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不如雪驰、雪中飞等品牌更中国化，更使人联想到冰雪与寒冷。再如汽车品牌“byd”比亚迪，从中文本意上理解，比亚迪三个字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组合。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国际品牌的中国化和本土化非常有效，“奔驰”“宝马”“速腾”“迈腾”这些描述速度和动感的词汇都被国外品牌使用，提到这些词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自然联想到运动、速度等元素，从而比较好地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统一。
3.人物形象元素上的西化
（1） 西方影视、体育明星的代言
金嗓子喉宝邀请罗纳尔多和卡卡代言，产品特性和明星形象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却被生硬地结合在一起，除了博人眼球之外，带给消费者的只有信息理解上的错位。
（2） 普通人的潮流示范
现代广告中使用普通西方人的面孔也非常多见，这能体现品牌的平民化，更为贴近日常生活。此类西方人物形象被运用较多的是日用品类广告，缘由之一是此品类产品受众广泛，邻家人形象可拉近商品与消费者的距离。统计最近5年波司登品牌的广告和宣传材料，无论是电视广告还是海报，基本的人物形象都是以西方普通人的形象为主。
（3）西方婴幼儿形象的泛滥
西方婴幼儿形象元素在中国当代广告中高频出现，尤其是婴幼儿用品、奶粉、纸尿裤等，广告投放对象意在父母。如“好孩子”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生产儿童用品的企业集团，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宣传，基本选择西方婴幼儿的形象。
（二）西方元素使用频密的审美角度分析
综上各种广告西化的现象，我们虽然可以从经济发展状况，强势文化入侵或者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等各种角度去分析这种现象，但是其中审美自卑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营销新产品的时候，潜意识里面认为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非西方人莫属，使用外国人形象就会使自己的产品增加附加值，增强档次感，从而使得西方文化元素在中国当代广告中频频出现。
中国当代广告审美自信的重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出现防守和退让的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明显增强，但是在文化自信方面仍需不断提高。党和政府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恢复民族自信和审美自尊，提高民族文化审美能力。
1.中国文化强调以“家”为中心
2.中国文化的“和谐”概念
中国的广告画面喜欢将亲朋好友聚会的场面在聚光灯下展示，呈现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情景。广告和文艺作品一般都是大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是最基本基调。
3.忧患意识和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人本精神是其精髓之一，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怀，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认真开掘其精神内核，才能做出非常优秀的文化作品。
（二）从审美实践层面增强中国人的广告审美自信
1.使用中国优秀灿烂的文化，增强广告审美自信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会给我们无穷的财富和文化自信。比如中国联通的标志“中国结”的使用就是一例，“中国结”显示的情致正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中国结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旧石器的缝衣打结、汉代的仪礼记事、今日的装饰手艺都可取材。中国联通作为通信企业，沟通信息、表达祝福，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结”有相通之处，能够自然过渡，不仅中国人可以明白，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人也能輕易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这种挖掘就是充分的审美自信的表达。
当代中国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见证者，本就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所以当代广告应该更多地去歌颂这些普通中国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我们的时代风貌，树立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自信。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中西方文化随着全球化潮流相互交流与碰撞。中国文化在保持对外来文化充分吸收和融合的同时，还要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对西方审美价值的嫁接。只有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会在各种商业场合使用中国人的形象和文化元素，并以此作为审美的标准，建立中国独立的但又被全球认可的审美文化。
参考文献：
（作者为北京开放大学教学运行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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