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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论文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飞速状态，随着经济一年一年的大脚步迈进也奠基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名族复兴。回望改革开放六十几年的过去，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一的农业大国发展到轻工业，又由轻工业慢慢渐变到重工业，到现在的工业多重化，经济多样化。中国经济形势四个基本“没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关键词：经济多样化。
正文：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经济崩溃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我国尚能踏着稳定的步伐在危机大环境下发展前进。我国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向多元化的经济体系迈进，并保持稳定发展。
一、中国经济四“没有变”。
实发展议程。要富国必先富民，这是古人留下来的经验。第四、坚持推进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根本目的，是使亚太经济血脉更加通畅，从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最后习近平主席还提出来了五个“注重”。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治疗，创新驱动，公平公正，绿色发展，对外开放。
二、近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
不是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的，是国际经济周期的因素造成的。从中我们能够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了解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经历啦长时间的增长所留下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衰败。我国的经济在此还是保持性很高的。根据查文献，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在这条经济列车上，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定会收到这些国家的影响，导致增速下降。但是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当中我国的生产劳动力还是很发达的，需要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增长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落定中新政府的第三个工业园区于西南重庆，这也将会增加内陆地区尤其西南地区的发展。也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添色添彩。
三、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11日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首次明确的确定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我国当今与往后的中国经济大逻辑。我们以此从九大趋势来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的消费方向是明显模仿式的，什么东西火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消费，我们应该树立争取的价值观，会议提出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解放人民的购买力。
出口国际收支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产量日益降低，拉低经济发展，应选择新方向把出口经济握紧，使出口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四，从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产业需求的减少，使其供大于求。智能型，小型产业，新兴产业，微型企业将会在增长经济发展的路上起重要地位。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廉价劳动力是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人口日益老年化，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很大的问题。往后应当创新成为发展的驱动。六，从市场竞争来看，过去主要是价格的竞争与数量的扩张，现在正在逐步的转型向质量型，市场统一，改变久市场竞争的坏习惯，加快形成透明，有序的市场大环境。七，从环境约束看，过去的发展占用环境很大，现正在向更加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八，从经济风险累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各类经济风险逐步显现化，但是要化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政策刺激应经不在那么明显，应全面调控与配置，进行科学的分配。从这九点了解到国家对于经济的新风标已经树立我们应该把握新常态的趋势变化去了解我国的经济。
四、唱空中国经济？你错了。
主发现，每逢我国有重大政治会议召开之际，境外一些机构总会发表一些中国经济将崩溃的谬论，并且夸大的大肆唱空中国经济，而且这些谬论如出一辙，毫无依据与新意。例如2013年外境机构判定中国经济将很难增长，结果下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7.8，实现了止跌回升。我国经济学家发表“不要听信境外唱衰中国论调，他们并不掌握中国的情况”。在这些谬论下，我国经济用事实实力的反驳啊境外的唱衰论。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相信国家经济调控，用事实去验证理论，不要轻信对中国的经济谬论，坚信我国经济正在大步的迈进中。中国经济已骤然成为啦时间经济列车的最重要支撑部分，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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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代史论文2
我于xx年雁北商校财会毕业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曾任山西省阳高县政府办公室干事、县财委副主任、县外贸局长兼县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xx年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市分公司后，历任办公室调研员、浑源县公司经理、市公司工会主任。经济专业出身，本人又热爱经济，1997年全国首次经济师专业考试踊跃参加，取得了金融经济职称，并被**市分公司聘任。由于具备了相应的业务技术水平，使其组织管理能力得到很好发挥，不仅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而且本人或所负责的单位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或奖励。
二、从事经济工作的学习情况。
多年来，自己始终重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特别是经济管理的学习。原初始学历是中专，靠自学以优异成绩先后获得山西财经学院商业经济大专文凭，山西大学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证。近年来，更是多次参加学习培训、理论研讨，其中省级以上部门组织的就有：xx年7月山西省经委企业干部任职资格培训班；xx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xx大精神培训班；xx年5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第18期县支公司经理培训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公司省市县三级公司经理培训班；xx年4月山西省经济学年会；xx年5月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等，xx年6月山西省经济发展促进会理事会聘为理事。
三、在经济岗位上的理论成果。
多年来，自己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注意把学习思考所得结集出版，并有社科成果获奖。xx年编撰《人身保险投保指南》，促进了当地寿险业务；xx年结集《国寿保险实践的思考》13万字，赠送省内外同行参考，受到好评；xx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改革岁月建言集》30万字，新华书店发行。《山西财贸经济》撰稿人之一，《全国优秀经济论文选》等多部文集有文章收编。《人民日报》、《支部建设》等报刊发表过大量论文。其中《基层寿险公司面临的主要困惑及其对策》经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委员会审议鉴定，被评为xx年度中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
四、在经济岗位上建言献策。
我把学到的经济知识不仅运用在自己的具体工作中，而且还就宏观经济工作、寿险公司行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扬或肯定。1990年山西省人民政府群众建议征集部门授予重大建议奖并颁发奖金，1991年原雁北行署记一等功。近年来，我均就人寿保险发展向总公司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副总经理苗复春回信予以鼓励。迎接wto挑战，国有寿险公司应树立全新的人才观等建言，总公司在内部刊物和网上发表；对xx年工作的建议，总公司摘要在《中国人寿》xx年第1期予以刊发。
此外，1997年我还情系下岗职工，编撰《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七十二行》一书，自费印刷3000册无偿送给**市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市妇联、工会、浑源县妇联等单位分发部分下岗职工或做培训参考资料。不仅受到方方面面的称赞，而且不少读者、下岗职工来信来电求教商讨或表示致谢。
由于热心经济，关心宏观发展，从事基层经济管理，情系新兴的寿险事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且小有成就，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日报、经济周报等多家新闻部门做过报道，其中山西晚报xx年1月19日以“谏议大夫小人物”、**晚报xx年11月18日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题整版作了介绍，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论文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都是由“资源—产—废品”的结构组成的，是一种单向循环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煤炭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十分不利的，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会导致我国资源匮乏，并且同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很多专业人士开始了对煤炭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希望以此来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下面本文就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分析。
(一)保护国家能源安全。
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也必须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而煤炭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宝贵的能源之一，其是否能够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对于我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性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知，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资源的安全，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能源压力。
(二)构建节约型新社会。
近几年国家的政策明确表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传统的煤炭发展模式中，煤炭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这就代表着该产业中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的现象，这严重违反了我国社会建设的原则，因此，必须用新型的发展模式来取代原本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从而降低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由此可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煤炭行业的应用，是响应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号召的重要体现。
(三)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我国现有煤炭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不难发现，煤炭资源出现了枯竭的趋势，也就是说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煤炭资源的开采数量将会增大，这样一来，现有资源的运用时间将会缩短，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资源可用的现象。因此，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我国煤炭产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资源开采环节。
在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资源的开采环节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一步，其为之后资源的利用等环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根据调查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大型煤炭企业的资源回采率大约在50%左右，小型企业的回采率相对较低，一般不到20%，这样的数据就说明在煤炭资源的开采环节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煤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附近地区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对开采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做好合理有序地开发，对煤炭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的规划，这样保证在资源的开采环节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浪费的问题，也能给之后的运用的环节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对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动力。
(二)废弃物排放环节。
在煤炭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排放是避免不了的，这个环节也是煤炭产业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环节中，矿井瓦斯爆炸等灾害对矿工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对废弃物的排放完全不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健康的威胁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按照相关规定对废弃物排放环节进行严格的控制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企业在废弃物排放的环节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例如利用抽排瓦斯技术发电等等。煤矸石是煤炭生产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废弃物，其长时间的大量堆积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破坏生态的平衡。因此，对煤矸石进行废物再利用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项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土地占用量，还能减少对周围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为煤炭产业节约了一部分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近几年来，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是煤炭资源产业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具体就是根据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不同的产业之中进行物质资源的集成与共同利用，进行信息的共享，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共享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举措。这种工业生态园区在煤炭产业中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因为在煤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下游工业，其与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煤炭工厂周围，可以建设以煤炭生产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就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生态工业园区是符合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一种产业形式。煤炭企业如果脱离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范围，那么企业就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步伐的停滞。这样看来，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在其周边建设一个资源共享、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工业园区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我国煤炭产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炭资源的储存量很难做到持续供应，如果煤炭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象。因此，实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要之举，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为煤炭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崔倩,魏晓平.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矿业,2009。
[4]左铁镛.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j].煤炭企业管理,2006。
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
当前，我国果树生产基本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承包土地有限。由于长期受自给自足传统观念影响，大多家庭在有限土地上种植着多种作物，仅有部分土地种果树，且分散经营，这种小规模果园不宜于专业化经营，更不利于集约化经营，管理粗放，效益不高，也不稳定。而且大多数果农难以承担气候、市场、自然灾害等带来风险。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年轻人外出打工，管理果园成为老年人、妇女儿童专利，而这些人群知识贫乏，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差。以家庭为主体经营模式需要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变革。果品经营体系面对是国内、国际2个市场，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开拓国际市场，而当前我国果实品质差又很难走向国际市场，2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促使我们必须对果品经营体系加以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
从我国煤炭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整体呈现高速发展状态。自2003年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一直呈盈利状态发展，并且煤炭企业规模不断增大，整体利润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在2008年，我国取得产煤量比之前同比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对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与此同时，政府对煤矿企业也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使我国煤炭企业一直保持着一个平稳上升状态，煤炭企业发展不仅满足了我国居民生活需求，以及社会化产业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优化结构、提高报酬。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煤炭企业快速发展，很多煤炭企业都采用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弊端在于对煤炭企业周围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破坏，不仅产生了大气污染，还产生了水污染和生态污染等。随着我国相关政策调整和新型管理方式出现，我国大多数煤炭企业都完成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提升了煤炭产品附加值，延长了煤炭企业产业链。
（三）科学投入、安全保障。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煤炭企业机械化水平也在提高，在很大程度了提高了煤炭企业生产效率。除此之外，由于我国颁布了相关煤炭企业措施，严格取缔了达不到安全标准非法小煤矿，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煤炭企业生产条件。与以往相比，我国煤炭企业安全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论文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论文
20xx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xx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xx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xx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xx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xx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xx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xx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xx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xx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xx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xx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xx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元竹。寻找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方案[j]。开放导报，2009,(1)。
[2]胡锦涛。在20xx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新华月报，2009.1.
[3]余永定。20xx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09,(1-2)。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论文
当前，南通正值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与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找准对工业经济的新认识、新定位、新举措尤为关键。
一、“新常态”在南通工业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十二五”以来，南通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主要指标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南通工业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换挡转型期的一些“新常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下降。从增加值看，，南通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2583.9亿元，是“十一五”末(1722亿元)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从8.1%提升到8.8%;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3%，比“十一五”末(50.4%)提高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占比1.6个百分点。从产值看，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苏州、无锡、南京之后，省内第四家跨进“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达到11352亿元，是“十一五”末(7482亿元)的1.52倍。但同时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年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的增幅(12.6%)相比“十一五”末(23.2%)回落了10.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十一五”末的16%下降到2013年的12.6%，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转型趋缓。从主导产业看，2013年，南通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装备、海工船舶等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10010亿元，是“十一五”末(6739亿元)的1.49倍，年均增长率达14.2%。但六大主导产业增速总体呈逐年回落趋势，增幅从的24.1%回落至2013年的12.4%，与规模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产业占比分析，六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亦呈逐年下降态势，占比从20的90.1%下降至2013年的88.2%。从新兴产业看，2013年，全市六大制造业新兴产业实现现价产值3404.2亿元，是“十一五”末(1615.8亿元)的2.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1%，高于全市平均13.1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30%，比“十一五”末(21.6%)提升8.4个百分点。新兴产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增幅从年的31.4%逐渐回落至2013年的25%。
三是企业规模整体提升但发展受限。2013年，南通规模企业4964家，其中亿元企业2098家，比“十一五”末(1463家)增加635家，增幅达43.4%;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73家，比“十一五”末(87家)增加86家，整整翻了一番。从工业百强企业看，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550亿元，比“十一五”末(2291亿元)增长55%。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融资难、用工短缺等问题有增无减，使得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具体来看，尽管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0%。受宏观调控转向影响，个别企业难以脱身，出现资金链、担保链、债务链断裂现象。
四是发展活力保持强劲但支撑不足。2013年，南通完成工业投入1856亿元，增长14.3%，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比“十一五”末(1530亿元)增加326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从“十一五”末的831亿元提升到2013年底的1269亿元，增长了1.53倍。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长时间低迷，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加强，项目招引难、项目源不足、项目建设周期拉长等制约工业有效投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1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65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发展的后劲。
二、“新常态”下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研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上述矛盾与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的客观反映。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又遇到新的挑战，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全球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增长动力微弱不足，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7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3个百分点;9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比预期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受各种生产成本上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长从持续高速降至中高速甚至中速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常态”。可以预见，伴随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已经持续十年左右的工业高速增长周期将在“十二五”末期进入尾声。纵观“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而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将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投资，但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决定消费长期增长趋势的根本性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二是产能过剩的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钢材产能过剩40%，电解铝过剩58.4%，家电过剩30%，电视机过剩90%，纺织、服装产能过剩超过100%;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到40%。三是区位吸引力下降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使得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工业强国纷纷通过促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来巩固或进一步提升其已有的生产效率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溯。东南亚和部分南美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开始显现，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四是要素条件趋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4个“更加突出”：劳动人口供给下降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分析经济形势，我们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当前经济运行持续健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稳中求进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从南通具体情况看，通过近年来的调结构、促转型，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加之陆海统筹配套改革的深入，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经济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这一“新常态”，努力在转型升级中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三、适应“新常态”的主要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南通工业经济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重点在“挖掘潜力、增添动力、形成合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挖掘潜力，巩固“稳”的基础。
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的目标取向，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稳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健运行，主要指标赶超序时。查漏补缺。逐月逐旬跟踪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密切关注减量因素，分析原因，及时应对，填补缺漏，稳住运行。放大存量。密切跟踪船舶、纺织、化工等行业走势，详实掌握应税销售200强企业以及年新增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增长点企业发展质态，加大推进和扶持力度。扩充增量。紧紧抓牢船舶海工、新材料、机械等超5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完善重点项目挂钩服务制度，及时会办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快竣工、早达产。
(二)增添动力，提升“投”的质态。
积极抢抓陆海统筹、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等发展机遇，努力化解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投资意愿减弱的矛盾和问题，一切以项目为核心，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后劲。抓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新增长点，抓紧完善超亿元工业项目计划，合理确定工业投入导向指标，细化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针对工业投资增长乏力问题，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规划定位，加快推进苏通科技园、滨海园区、南通高新区等载体建设，着力招引一批重大储备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在谈前期项目，不断增强工业投资动力。优化审批服务。加强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各地项目审批时效情况，督促各地精通业务，努力缩短磨合期。引导审批权限承接有力、业务较为熟练的先进地区总结经验做法，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各地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地承诺办理时限缩短。
(三)形成合力，加快“调”的步伐。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创新智造和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高端化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310工程”，推进六大主导产业和七大新兴产业做优、做高、做强，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确保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推动信息化发展。抓住“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城市经济，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园和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互联网领军企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智慧融合应用。统筹把握，有序推进智慧交通、社区、卫生等民生应用项目，确保在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市民卡”项目争取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服务化发展。积极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积极推动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加速聚集。充分利用铁路、航运、空港等枢纽节点，构建集疏运体系，打造重点物流基地。推动绿色化发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经济、法律等手段，深入开展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和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动特色化发展。强化特色打造，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板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特色产业基地、特色“区中园”和配套园、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发挥特色载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壮大区域特色板块经济的规模。
(四)激发活力，创新“转”的举措。
围绕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起”的服务，努力构建“强市场、好政府”的新优势。加快服务转型。认真落实提升服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意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在精政简权和服务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建立服务“直通车”制度，力所能及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行政收费，切实提升服务质态和水平。强化政策创新。在抓好现有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定向发力、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交叉重叠、使用分散，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等问题。创新政策资金使用方式，逐步转向以补助奖励等无偿拨款为辅，创投、风投、贷款风险补偿等有偿使用为主的方式，切实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要素保供。用电上，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总结推广重点用电企业电费预结算试点经验，力争更多企业得到实惠。资金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供给，挖掘企业有效需求;同时做好企业资金链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保持定力，谋划“新”的工作。
20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坚持谋划明年和研究“十三五”并举，一手抓好指标平稳开局，一手搞好“十三五”谋篇布局。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南通工业经济发展仍处于扩量提质阶段。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仍需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充分认清形势，坚持工业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准确把握区域产业新特征，以稳中求进为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正确处理增长与结构、增速与质态、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并进、服务经济与绿色制造统筹发展，着力实施新主导产业培育、新特色载体打造、新增长点带动工程，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不断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平稳开局。着手制订明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考核导向、任务分解、体系建设等方面紧跟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及早摸排明年全市超亿元以上新开工、结转、以及达产达效的项目，梳理省、市级新增长点企业(项目)情况，为明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添砝码、注活力。精心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力争在规模培育、项目建设、载体打造、要素保供、政策创新、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有所建树，引导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科学谋划“十三五”。深入开展调研，围绕船舶海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围绕技术改造、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理清思路、及早谋划，抓紧开展“十三五”规划相关编制工作，引导南通工业经济在“新常态”下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论文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论文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经济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经济金融问题的冲击。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冲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持久。在实际中，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采用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中国近年的经济情况：
自20xx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2011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但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近来，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趋势。2011年，一项面向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占73%）或已经非常严重（占15%左右）。这折射出当前大家对通胀有着相当普遍的感受和担忧。该调查同时显示，有不到四成（38%）的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尽管大部分都同意通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但并不主张将抑制通胀放在首位。
二、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在政策方面。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xx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xx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20xx年7月份以后，中央人民银行两次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适时调整了纺织品、服装等出口的退税率。10月下旬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不断加重的情况，又及时地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调整为坚持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连续出台了扶持稳定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增加保障民生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二）在制度改革方面。
20xx年，我国全国推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顺了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这被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一项改革内容。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在企业改革方面，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在继续深化，电信业通过合并调整，形成了三家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航空工业体制改革启动实施，铁路投资趋向多元化，在财税金融价格改革方面，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暂用条例，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革稳步进行，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制度得劲一部完善。调整了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发挥了作用。
三、建议和结论。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是有条件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时期，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有外需减弱的因素，也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多年来，面对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的矛盾，面对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承载压力大，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中央一直希望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适度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节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2011年经济增长适度回落，正是中央宏观调控所预期的。
其次，应该看到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和抗击各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够利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具有有效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调动和组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最后，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还不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潜力还十分巨大。无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还是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需求。从而，奠定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协调较快发展或者较快增长的基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广阔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很好的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矛盾、风险和困难，更好的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结合起来，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使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较快发展。情况下，有一个股权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的结合点，使得企业总的资金成本最小。
3.2提高资金利用率。
在确定要进行融资进行新项目的投产时，应当科学、合理地评价分析各个项目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及风险，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融多少资，以何种方式、何种比率进行融资。在所能筹得资金的范围内，分析项目的收益率以及可分割性，确定各项目投入资金，从而实现企业受益的最大化。
3.3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体系。
企业通过举债经营，都会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财务管理人员应当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为企业确定合理的财务预警指标及其数值。常用的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等。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做到实时监控，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及时为企业经营融资活动作出调整改进，为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做好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长期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对自己的负债经营有良好的把握。合理的规划自己资金的来源与用途，方能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论文
一、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背景下，陕西可以实现“动态调整、结构优化”。
陕西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由过去单纯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出口、消费协同拉动，三者比例呈动态调整。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1、2月，轻工业同比增长14.4%，增速高出全省增速7.4个百分点，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5.7%，增速低于全省增速1.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及去年全年分别回落5.3和5.5个百分点。八大支柱产业中三个产业增速加快、五个产业增速回落。三加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5.9%，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138.7个百分点；食品工业增长10.7%，加快5.1个百分点；纺织服装工业增长21.4%，加快8.1个百分点。能源化工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采矿业大幅回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
随着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的落实，服务业比重还会继续提升，产业结构将逐步实现“三、二、一”的格局。其次是出口短板将逐步改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将为陕西赢得新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连接的重要连接带，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加速转移的过程中，在区域合作主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将赢得承接产业转移的先机，以及较大规模、较大体量的投资机会，可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西安自贸区挂牌运行，陕西外贸发展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外向度正在逐步提高。
三是消费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4366元和7932元,增长9%和11.8%。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72.84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732.26亿元，增长13.3%。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95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18.39亿元，增长10.0%。随着社会民生领域投入不断增加，社会政策托底效应的发挥，农民及城市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消费结构也不断升级，对增长的贡献会大大提高。
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背景下，陕西可以实现“改革创新、双轮驱动”。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即过去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将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全面深化改革将为陕西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陕西享受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西安自由贸易区三大优惠政策。新常态下，随着改革优惠政策的'落地、消化和吸收，全省将进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包括十八大以来实施的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红利将进一步显现，政策效果将进一步加强，这些改革举措有望成为重塑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的引导力量。
创新驱动战略与产业转型升级为陕西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经济新常态和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实现突围的根本在于实施创新驱动。陕西具有雄厚的创新资源和能力，仅一年，全省就启动建设了20个省级科技成果中试基地，世界最大的自由锻造油压机、3d打印、智能输变电设备等项目的研制实现突破，26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合同成交额和专利授权量分别增长20%和9.5%，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8%。省会西安是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综合改革示范基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提供了许多先行先试的条件和机会。
在“十三五”时期，陕西将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西安的实际，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科技投、融资和科技创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释放创新活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单一依靠投资推动向投资和创新双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水平由低质量低效率向高质量高效率转变；产业发展模式由传统的分割发展向融合协同发展转变；产业组织由低、散、乱向高端、规模、集聚、园区化发展。创新驱动推动现代产业发展，不断增强陕西的综合竞争力。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论文
[摘要]当前形势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新势头，是对我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方向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如何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把握非公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矛盾问题对策。
一、制约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其增长速度是下降的。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当前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1、行政性垄断和政策制约现象的存在，仍妨碍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政策是好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上令难下行”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展开资源配置权的争夺，不仅妨碍了非公有制企业的正常进入和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且加剧了政策间的相互制约。
2、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我国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第一，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下，虽然短期资金融通难度降低，但长期权益性资本严重缺乏；第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大多数的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为金融服务对象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服务范围、服务品种和服务质量难以满足企业需要；第三，一些执法和审计部门在观念上依然存在着所有制差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贷款难易程度和贷款出现坏账的法律追究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的确存在着对国企贷款出现坏账时不予追究、对私企贷款出现坏账时就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不公现象。在我国，98%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是中小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可用于抵押的不动产少、企业资信度低等问题制约，其贷款要求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认可。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更好地解决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仅是“十一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而且还将会继续影响和制约“十二五”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3、企业过多重视横向兼并与重组，注重做大而忽视做强，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的经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非公有制企业先追求做大、后重视做强的倾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数得企业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借横向兼并与重组做大、做强的战略。调查结果表明，横向兼并与重组虽然有助于企业规避市场竞争风险，有助于企业规模的平面扩张、企业资本规模的简单广化，然而却无助于企业核心技术的实质性提升和企业资本的根本性深化。
二、现阶段推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对策。
1、转变观念，完善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打破行政垄断，消除政策之间相互制约。要努力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已颁布实施的有关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构建和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完善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使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进一步排除企业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切实保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公平参与、平等竞争的良性竞争格局。
2、针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符合中小企业发展要求的融资机制这一中心，通过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和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进程，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资信评估标准和评估机制，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优化财务制度，提升这类企业的融资能力。
3、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机制体制创新，增强其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要引导家族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形成民主决策机制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鼓励家族企业实行产权结构改造，重点是对引导家族企业积极建立有效吸纳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使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企业的生产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并且促进就业。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非公中小企业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能力。走出家族企业的发展“瓶颈”，发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
4、采取措施大力转变企业发展模式，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依靠纵向兼并和重组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企业纵向兼并和重组以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为基础。企业应该变更先做大后做强的观念，应该先做强再做大，企业纵向兼并和重组则可以实现首先做强然后再做大。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大力鼓励企业开展纵向兼并和重组，特别是鼓励大型的非公有制企业着力开展面向产业链上下游双向和价值链高端的兼并和重组。通过此种类型的兼并和重组推动企业产出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企业产业之间关联度较高、产业链较长、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发展与扩张路径。当然，在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探究企业规模扩张的适度边界，以避免企业借兼并与重组的机会谋求经济垄断形成新的超经济力量，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造成新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年5月。
[2]刘迎秋赵三英余慧倩：《论进一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2010年5月第3期（总177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
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四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经济结构从重生产轻消费的重工业基础建设，转向轻重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合理发展；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目标，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济变迁，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拉开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特区建设和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展开。谈到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到小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承诺书上按下手印，把小岗村生产队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岗村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全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改革，这实质是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扩展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财政收入的竞争，也为各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政策和制度空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由农村改革全面扩展到城市改革，掀开了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高潮，也推动了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从那时起，在苏南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非农化发展，从华西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后来进一步成熟的为全国农村所效仿的“苏南模式”。而与苏南模式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以温州家庭作坊为主的个私民营经济——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的面貌迅速扩散至浙江全省并进一步为全国效仿学习。“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数，就是依靠建设专业市场繁荣商业，并带动产业围绕专业市场集聚，各类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迅速成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场”在全国以至世界范围发展到极致的，当属浙江义乌。义乌依托发展市场流通，将小商品生产企业迅速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义乌围绕小商品城开发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类产业集群和块状生产基地，总共拥有织袜、装饰品、轻工拉链、化妆品、衬衫、文化用品、制笔和玩具等各类工业企业1000余家，形成了义乌产业结构上典型的“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态势。
在那个改革开放的青葱岁月，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激发个体积极性的成功发展模式，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广东的中山模式、东莞模式，天津的静海大邱庄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一个共性是都注重非农经济发展，发展中都注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参与了世界经济分工，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
随后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殊途同归，成就了长三角成熟的江浙经济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家提出了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苏南藉此机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浙江轻工制造则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江浙民企开始“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不断升级，自身的城市化不断提升，城乡统筹亦不断改善。
与农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0年5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此为起点，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展。配合对外开放带来的机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由原来的偏重工业转向重视轻工业的发展，这为沿海地区开始发展成为最富经济活力的区域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基础。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个私民营经济，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和来料加工，闽南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等等，其发展和兴盛都得益于沿海开放和国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
1984年5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分别被确定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确定以及在这些地区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包括轻工制造业的集中直接落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实质就是抛开所有制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和资金技术要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陆省份要求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发展机遇的呼声高涨；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极大提高，内陆省区提出了希望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强烈意愿。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逐步发展繁荣起来，促进了边境省份的经济发展，于是边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发展边境贸易作为振兴边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沿边开放”与“沿江开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开始了“三沿开放”，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
国完备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历了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攀升的经济结构提升过程。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约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18年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第一产业7.2%，第二产业40.7%，第三产业52.2%；各自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8%和60.1%；显然，服务业和工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我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的排不进世界前10位，实现了从2010年开始稳居全球第二位的历史性飞跃；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长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业与服务业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以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主体和动力，以农村人口非农转化与空间集聚为特征。农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经济集聚中心——工业城镇。江苏的苏南和浙东北的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自下而上乡镇企业发展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道路。尽管这一地区农村乡镇集体工业的早期发展也得益于城市国有企业中的技术扩散，特别是当地农村历来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边大城市国营企业中做技术工人，这部分技术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苏南农村和浙东北农村，形成江浙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最早技术动力。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农村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动力，配合来自城市的技术扩散的支持，使得乡镇工业发展迅猛，直接带来苏南和浙北的农村工业集聚和农村城市化。
这一时期，珠三角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业的转移落地。而闽南三角的泉州、晋江、石狮等地，则是在农村一些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形成纺织、服装、玩具等的非农产业生产和集聚，推进当地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远在黑龙江的漠河因为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带来生产加工企业的落地，这一地区亦很快形成民营制造企业集群优势。
1978年到1992年的乡镇工业化，主要是轻工业产值连续上升，重工业投资有所压缩，资源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国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50%，反映了改革开放初侧重发展轻工业，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造成的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亿元，反映了农村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强劲发展。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是从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起步的，但基层的制度创造还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环境和导向上进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国政府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向纵深发展。政府需要放松对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控制，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市对经济的规模集聚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
规范市场建设与管理，提供公共产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东风，浙东北地区对乡镇企业进行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学习温州个私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结合的经验，政府在原来乡镇工业形成的产业基础上引导发展块状特色经济；政府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地方区域接轨周边大市场的交通条件，充分利用周边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浙东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豫东豫西、西北内陆、西南边陲，各地都陆续拉开了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经验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场建设。重点是扩建小商品市场、新建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加强地方区域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促进区域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使市场能够对区块特色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各地积极进行块状特色经济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积极促使特色区域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主导开发区建设，引领区域开放。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沿海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体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力军。开发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各类开发区的建设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这些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转变为城市化区域。同时，开发区的发展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动了餐饮、交通及其他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随着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同时，开发区各有关涉外部门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我国的投资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始，开发区在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开发区建设带来外向型经济崛起，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拓宽了地方区域城市化的空间与视野。
这一时期，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增长惊人。这一方面说明各地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开发区建设过多过热的发展乱象。原国土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10月开始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经半年多整顿，到2004年4月，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已有3000多个被撤销。在整顿的同时，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数十万件，收回土地面积5878.4公顷。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如此数量规模的发展，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无法想象的。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型城市，其经济集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更加强大，产业的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比例适度均衡，产业竞争力强，重工业比重与服务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的前半期，工业化主要集中于轻工制造业的集聚和规模扩张，既增加就业，又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工业建设偏重重工业、国防工业造成的轻重工业失衡，弥补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和解决轻工产品的短缺、匮乏，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消费品生产已经由短缺转为供给过剩。那时的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这可以是我国化解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
而消化产能的另一个更主动路径是推动城市化更高水平的发展，建设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更大规模投入与产出。目前，我国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武汉地区、长株潭地区等，这些大都市圈规划的主要考量是加强都市圈中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紧密协作，加强城市群、城市带的联动，以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前，全国在都市圈战略安排下，共规划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这其中有三个成熟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要稍稍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当然，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发展。
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规划，加上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规划，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布局和经济发展的梯度雁阵式安排，是我国都市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些都市区、城市群、经济带的建设本身，对基础设施需求很大，对自身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确诉求，都直接推动重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衡我国重化工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合理经济结构比重。
都市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大量农民由农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转而变为城市社区集中居住，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性消费升级，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也带动了重工业发展。1993年以后，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我国再度进入重化工业化时期。进入新世纪，“十五”“十一五”开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区都进军工业化中后期，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重化工业园区和大型基础工业基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更高水准的工业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新中国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去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初步勾画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新的奋斗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都面临新的考验，有许多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病”需要解决。诸如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阻碍发展的矛盾，如何打破产业结构长期传统低级化的循环怪圈，如何实现区内、区际和国际的经济整合协调，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要求的进一步科学和规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走进国人的生产、生活，体现了贯彻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中国开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长的开放经济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乡镇工业集体经济、个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渐次走到发展的前台，使得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社会的商品、物资和服务日渐丰富，就业与民生收入同步增长，百姓消费也随之改善。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昔日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为标志的千元级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车、家电、电脑等大宗商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消费级别。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大家电不断更新迭代，手机、电脑现在是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必备，电子可穿戴设备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费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消费和机器人服务也开始走进寻常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些变化正说明中国在经济取得成功发展的同时，消费也在不断升级。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个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抑或是经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这些不同经济体的企业，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企业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做强国企，还是壮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
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得中国在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群农民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制度安排的创新激励，就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纺织、食品、服装、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轻工制造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就业人口。苏南乡镇企业、温州个私家庭作坊、珠三角来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规模扩张。纺织、服装、食品等传统制造业，起初是解决国人的消费，而随着90年代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推行企业自营贸易，这些制造业企业集群迅速获取国际市场的贸易份额，形成长、珠三角轻工制造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长、珠三角传统制造业集群，更加强化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号。
没有了温饱之忧，下一步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这样的消费升级，直接带来房地产业、家电设备制造业、家具行业、交通建设、通讯产业、建材等产业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旅游业的投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既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也推进了城市化建设，给地方政府带来充足的财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及改善民生。房地产还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经济带动效应非常巨大。
交通运输、通讯、旅游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关联产业增长效应，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光纤宽带网、移动通讯网络都居于世界领先行列，我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5g网络通讯技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消费满足感、幸福感。中国的高铁如今将城市串成线，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线带面，推进了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的联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国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民对于文化的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对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媒体书刊、文艺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馆藏、文化研究，是传统的文化产品消费对象；互联网、旅游娱乐、广告、会展，是新兴发展型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自媒体、微信朋友圈、游戏竞技等，是现代数字文化产品消费对象；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休闲消费增长，是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是现代都市人民生活娱乐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乐于观看欣赏体育赛事，乐于体验健康休闲娱乐活动，乐于参与运动健康休闲趣味活动，这些都是体育健康类消费需求，也是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体育竞技和健康休闲的消费增长，带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的大发展。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应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医疗、智慧办公的推行，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幸福。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已经非常普及，这使得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提供个人金融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费，更好地支持保障创新、创业、投资和生活，激励全民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对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带动作用最强。现如今包括5g通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标识、生物识别、量子计算、再生能源、区块链技术等，都已进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业化进程。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升级，又在消费升级的促动下，支持了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迅猛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结构、补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健康、美丽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重申和强调的。2018年11月1日总书记在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正名，为民营企业家鼓气。个体和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也必须有多种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持续艰难探索，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与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正确评估和预判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交恶。我们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开拓其它国家经贸合作的市场和空间，最大限度减少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有了比较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国防等事业；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幅员和区域不平衡的现实，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自我调控回旋余地和发展的韧性。今天，我们有华为、海康威视、大疆无人机这类走在世界前列的实体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有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不输脸谱、推特、亚马逊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我们在高铁、特高压输变电、核能、航天、量子通讯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与突破，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国只需半小时电话时间就能完成配套生产，而在其他国家往往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们不想要贸易战，但我们也完全不惧怕贸易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思想实质。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用前进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学习领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发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制定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工业建设，加速了中国的初级工业化进程，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多元经济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客观上又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于是，我国进行了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说建国后两次经济体制选择存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一段非常精辟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一是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市场经济，每一次选择都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建国以来两次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原因，也许会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国家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决定的。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为了改变这种畸型的工业体系和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既要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又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要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举全国之力，保障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加速初级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计划经济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重点项目建设的有效手段。建国初期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加强重工业起步，才能加速初级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为计划经济的实行提供了可能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特点，即封建官僚占整个社会工业的大头。二是数量不多的企业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三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选择也出于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弱，并开始在某些方面和环节阻碍中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
其次，实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再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认识上的重大转变，也为我国第二次经济体制选择铺平了道路。
正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那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诸多重要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再到新时代提出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党总能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从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到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总能发挥其他政治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高储蓄率引致高资本形成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本。中国人历来具有储蓄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使投资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综合动力。我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积极引进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坚持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和技术缺口，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应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我国经济发展就拥有源源不竭的动力。“一五”时期，“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样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习近平同志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勇于探索、真抓实干，凭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正是因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创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1978年末也仅为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三）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外来封锁等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较少。上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度开展交流。70年代，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往明显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1980年4月和5月，我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以来，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建设自贸区，目前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wto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不断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一）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1223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86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回首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提高至2018年的10亿千瓦，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幕，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宝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并逐步向中高端迈进。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能力不断提高。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195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195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90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69575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51.0倍，年均增长10.4%。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0%、10.1%、10.3%和12.0%。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和28.7%。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升。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论文
我国经济基本面已表现出质的变化，走上经济发展新型轨道。面对新时期的到来，也随之表现出诸多长久性、全面化改变。经济持续发展也有赖新动力的推动，人民群众、政府与企业也务必要有新的举动与理念。如果说稳增长是立足当前，调结构是处于发展过程中，那么促改革则是放远眼光，用长远眼光审视国家的发展变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紧抓长久发展改革的大旗，所以也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动力来源，要匹配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处于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会更加明确感悟我国规则制度、价值选取与行为特征新常态改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不再单单局限于客观方面，还呈现出一种战略性心态与思维，也就是结合主观意识对经济态势予以评估。我们也仅可以说这种新常态是动态性变化的，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的。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纷纷转战外国办厂，这并非是因为家乡条件不够好，原因是综合成本飞涨，迫使其不得不迁往国外。虽然这仅是个别例子，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生产成本逐渐磊高这也是事实。企业日子越发不好过，以往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我国产品成本不高，但是现在却并非如此。一边企业不得不面临各种成本增长，另一边还要面对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而这对于我国相关行业持续发展与投入能力无疑是有害无利的[1]。纵观我国发展整体与国际经验，经济增长步入到转换阶段，最大特征便是速度下降，而效益上升;新常态下则是以经济结构促进再平衡，增长动力促进转换，明显表现出：
其一，在动力结构当中资源、人力粗放减缓，重视技术革新。
其二，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变少了，而消费率升高了，消费俨然变成需求增长新主体。
其三，在收入结构方面企业收入比例下滑，但居民收入比例却是升高的。
其四，在生产结构上制造业与农业占比减少，而服务业占比增加，同时服务业大有取代工业变成经济新增长点的趋势。通过这几方面不难看出新常态下先进科学生产力不断涌现，而比较落后的传统生产力会逐渐淡化，这不但会促使生成新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在让部分行业陷入窘境，需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我们务必要把握新常态所带来的机遇，把握在新常态下那些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潜力未被充分开发，技术革新脚步大幅迈进，庞大的消费升级市场，四化融合与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能等机遇。要使这些潜能都得到充分挖掘，就应当全力重视与做好改革工作。此外，我们还应全面促进开放式经济水平的提高，培养新竞争实力，由理论与实践双方面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二、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首先，资本市场。在《经济评论》中罗琦立足资本市场层面对新常态带来挑战进行研究。本国资本市场当前还维持在虚拟和实体发展不均衡，低效益与粗放式管理的状态，花费高收入少情况并不少见。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对投资人回报制度予以不断完善，并对投资人加强保护，以推动安全投资及利率市场式发展。
其次，国际贸易。李卓教授站在该视角下对中国向外开启经济新常态加以分析。他指出，我国具有超过二十年对外开放历史，以往对外开放严重缺少完整性与广泛性，而新常态环境中，要保持以前有利的部分，立足内部，将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把重心放在内源研发与技术革新上面，要从内而外创新。要对新常态特质把握有度，认清主体、可用工具与发展目标。以往是政府主导赶超型对外开放式，新常态下，外贸可仍然沿袭以往，对外输出产能。应当全面深入国际贸易之中，确保扩张式外贸，加大外部资金引入，并结合国际金融模式变革，处在新常态前提下谋取新发展。
再次，货币政策。肖卫国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二是传统货币政策对保就业、稳增长应对能力不强，如存款的基准利率与准备金减少效率不高等。他认为新常态模式下，应重点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二是建立起货币政策的操作体系，对市场主体进行改革，促使利率步入市场发展模式，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予以规范，进而打通实体和信贷资金甬道。
综上所述，逐渐完善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框架历经超过三十年高速发展，gdp竞赛与规模扩大，已经脱离物质稀缺及缺少活力僵局，取得明显成就，当然随之而来也有些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在经历与克服一段时间时候，正式步入存在结构调整、高速发展、公平分享及创新驱动等特质的新发展时期。这也是我国努力实现国富民强过程中需要持有高度耐心与不懈努力的时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发展也会更表现出战略思维平常心，即立足长远眼光，高瞻远瞩并不懈奋斗，以及为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参考文献：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3]王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沈阳干部学刊，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