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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思想史笔记篇一
孔子之下是战国时代，这个时期的思想，是“极光明灿烂”的。孔子有开启之功。有人反对孔子，有人则阐扬孔子。比如墨家，即极端反孔。杨朱则极端反墨。孟子则既反对杨朱，也反对墨子，主张回归孔子。
墨子最有名的主张是“兼爱”，孔子也讲爱，讲仁者爱人，落脚在“仁”。孔子的“仁”，是有分别、有等级的爱，墨子的“兼爱”则无差别。墨子认为，儒家的仁，这种讲究远近亲疏的爱，会使人自私自利。所以要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认为别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没啥不一样，我们应该平等地去爱。儒家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及”二字说明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是有远近之别的。
墨家为何不把别人的爸妈不当外人呢，其理论依据在于：从宇宙看，人生都是平等，天下的爸妈都一样。由此他们提出“天志”，“天兼天下而爱之”。可见墨家不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而是在天上俯瞰众生，所以是无差别的博爱。这就是与孔子最大的不同，孔子特别看重实际人生，从来都是从人的立场、人的标准来讲人道，所以主张仁。（参页20）
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平等，便不讲“礼”，因为礼代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高低贵贱尊老爱幼。墨子看来，礼是奢侈的，尤其是葬礼和祭礼，这不是拿活人的生活之需去侍奉死人吗？奢侈啊。于是主张“节葬”，为啥呢？节葬的目的在“节用”，讲究节省，必然是非礼非乐。（参页21）
孟子评价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
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兼爱吗？原来墨子虽然主张“视人之父若其父”，但是因物质条件限制，加上人的感情所限，“不能平等加厚，只能平等减薄”，变成了“视己之父若人之父”。不能像厚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厚待别人的父亲，只能薄待自己的父亲像别人的父亲一样。那就是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而是当成别人的父亲。那就是“无父”。这就是墨子无差别的平等观导致的后果。（参页22）
尽管墨子在理论上有这样的不足，墨子却不是只空谈，还去实践，穿的用的都很简陋，“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这不仅减薄了自己父亲的待遇，也把自己的减薄了，不能平等地富裕就平等地贫穷吧。钱穆说，墨子是“以身作则地教人来过一种最低标准的人生，即是日夜以自苦为极的人生”。（参页22）
可是，这哪是爱人？明明是不爱人嘛！
墨子说：no大家看看大禹，为了治水，风吹雨打，腿上的毛都磨没了。“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大禹这样的圣人，治水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兼爱天下百姓吗？我们就要像大禹那样，吃苦耐劳――这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标准。（参页23）
庄子实在看不下去，就批评墨家说：你们墨家虽然是为天下人着想，可是天下人却接受不了你们这些想法。（参页24）
尽管墨子“刻苦了人生”，但是并没有“鼓舞着人死”，没有去追求死后的天堂或乐园作为此生的补偿，所以墨家不是基督教，墨子也不是教主。（参页24）
墨家和儒家，几乎每一处都针锋相对。“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怠无一不与孔子相反。”（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版第94页）
墨家和儒家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观点可以参考，他认为，主要在于对待丧礼的不同，进一步说就是对待鬼神的态度不一样，儒家远鬼，墨家明鬼，这是墨家和儒家所有不同之处的起点。
“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无鬼神，则身死而神亦死矣。）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可以杀。天下有鬼神之教，佛教、耶教、回教，其丧礼无不简略者。）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而游侠犯难之风起，异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则生之时暂，不生之时长，肉体不足计，五伦非所重，而平等、兼爱之义伸，异乎儒者之明伦。其他种种异义，皆由此起，而孔、墨遂成相反之教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一节“墨子之道”，中华书局20版第94页）
这是极端反孔的墨家的情况。那么，又极端反对墨家的杨朱，都有什么主张呢？
中国美学思想史笔记篇二
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及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比较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体系，需要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开拓创新。中国的管理思想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对象模糊、缺乏史料的考证、不注重时代背景、对各种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缺乏梳理等。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科技、人才支撑。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传统文化;管理方式;研究对象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产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的管理思想史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四、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京文.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方向之管窥[j].南开管理评论，，12(1)：4～7.
[2]李孝迁.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j].安徽史学，2009(3)：22～29.
中国美学思想史笔记篇三
“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之上。思想必有渊源、有生命。”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社会的思想界，正不幸犯了一小儿学语之病。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为了指出中国思想之深远的渊源，激发出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以达到明体达用、博古通今。
钱先生于先秦诸子之异同说的十分明白，孔子之后，杨墨反孔，孟子归孔。孟子思想之贡献在其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然可为尧舜与是尧舜却有分别。钱先生于此言道：人人皆可为尧舜，非人人是尧舜，孟子道性善，是就其趋势而言，其内自有一番人文演进在其中，人要想成尧舜，却需人之努力有为才可为尧舜。此一分别，真是不得不明。与孟子同时或稍早有杨墨，扬子主为我，墨家主兼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兼爱，无君无父也。墨家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别爱，视人之父若其父是兼爱。若从人生界看，固见人生有差别相；若从宇宙界看，则人生将只见平等相。然而人处人生中，真能视人之父若其父乎，人之情感发乎内心，由内心向外不断扩充，如圆般，有中心，有远近亲疏，因此不烦多论，墨家之思想不能久行于世明矣。孔子后有庄子思想颇与孔子不同，然庄子乃智者非仁者，其思想能多注意到宇宙界，与儒家殊途，以宇宙界观人生，则只见死与生之隔绝，物与我之有分，人生处处受限制，不免流于消极。钱先生说庄子之书乃衰世之书，可谓至论，此后中国治世则儒术用，衰世则道家兴。
对书中问题的认识：韩非子的是与非钱穆先生在本书中所提出：战国时代的思想是极为活泼的……而韩非的立场则太过狭窄，他的观点也太过浅近，他只从统治阶级的偏面利益来衡量此种分歧复杂的思想界之是非，那自然要全无是处。他对韩非的评价可谓是过大大高于功，认为其思想偏激；仅知君主，不知民众；强调严刑峻法。最后钱穆先生对其的评价乃为：“先秦学术思想，由韩非来做殿军，那是中国思想史里的一黑影，一污点。”可谓是对其嗤之以鼻。
钱穆先生于先秦诸子之异同说的十分明白，孔子之后，杨墨反孔，孟子归孔。孟子思想之贡献在其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然可为尧舜与是尧舜却有分别。钱先生说道：人人皆可为尧舜，非人人是尧舜，孟子道性善，是就其趋势而言，其内自有一番人文演进在其中，人要想成尧舜，却需人之努力有为才可为尧舜。这样的分别，让人一目了然，深有感悟。
书中论佛学的中国化即佛学与宋明理学之关系也很精彩，魏晋南北朝时期，世道衰乱，人心消极，思想界空虚，佛学遂得以传入，谈到这一时期，书中特别提出一个人，即六祖慧能，钱穆先生说其思想乃中国的宗教革命，确实如此。佛教讲出世，六组却将佛学拉回到人世间，所谓修行何必在山林，在家亦可，此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已很是接近，然而虽一线之隔，却毫厘千里，佛学终究教人寻个涅、清净，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所不同，却可谓佛教之中国化。由佛学转为中国之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孔子言仁、孟子言心性、宋明新儒学特提出一理字，所提的字虽然不同，然却是一脉相承，理字只是对以前儒学之扩大与更精更细微的阐述。
最后钱先生提醒读者，“切勿以知道一些旧公案，拾得一些旧话头，即为了事”。就像朱熹所说：“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钱穆解释说：“读书即心急要求统要，此是心不宽。有些人，遂求于一言半句上既见出统要来，此如初格一物，便要明天理。其实此等统要与天理，仍只是己见耳。但放开心，不责效，又易泛滥；一书看了又一书，一物放过又一物，到底心中还是无所得。故看书须熟看熟思，尽在此书上多挨，挨得，自然有得也。”
中国美学思想史笔记篇四
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中国美学思想史笔记篇五
思想史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在高考注重考查能力的今天，思想史复习教学一方面要同整个文化史复习教学一样，点线面结合，以形成完整有机的知识网络；另一方面，针对思想史本身的特点，应重点从深度、广度、高度上加大复习教学的力度，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一、重视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提高思想史复习教学的起点。历史复习教学不同于历史研究和常规性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和常规性历史教学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历史复习教学有时便不一定要从具体的现象和材料开始。具体的事物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具体的东西入手，不容易抓住问题的实质，反而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抽象和概括，在思想史复习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从一个个概念入手，在准确理解历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运用逻辑的方法，即从简单的历史范畴逐步进入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范畴，这样便能使学生一进门就抓住问题的实质，并层层延展，对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以切实提高学生的理论思辩能力，从而将思想史复习教学置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例如：“绝对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幻想，只要对这个历史概念内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就有助于学生分析判断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思想是农民小生产者幻想的产物，它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种落后的理论武器最终不能将农民战争引上胜利的轨道，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便是例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直接相违背，带有落后性和破坏性，这就为科学认识1958年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失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观照。如：“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是概括孙中山前后期思想的两个基本概念。“三民主义”的重大缺陷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而“新三民主义”则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容纳了这样一项重大内容。了解了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的差异，学生便能判断这两种思想孰高孰低，并以之分析孙中山前后期革命斗争的成败得失及内外政策所体现的不同政治色彩。如：“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在欧洲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对“空想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的了解，必须深入到对这种思想体系合理内核及局限性的全面把握。只有理解了其中的合理内核，才会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只有深刻地领会了它的局限性，才能根据历史事实，科学地推断出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而且必然会被科学共产主义所取代。
二、纵向深入，突出思想史
复习教学的深度。
思想的发展大多数是呈线型的。为避免对一部思想史流于作单薄的知识记忆，教师应借助于基本理论的指导，启发学生从不同的方面对各种思想的发展作小切口、深分析，以突出思想史教学的深度。具体来说：
1．钩沉索隐，深入探讨各种思想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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