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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思想性格篇一
李白他在诗中所传达的,无论是对大自然的崇尚敬畏之情，热爱欣赏之情、还是天人合一的情怀，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生态意识的折射。
所谓“生态意识”,是指人们在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应持的一种健康、合理的态度,应有的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其要义在于,尊重物类的存在,维护生命的权利,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谋求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保证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正常流通和动态平衡。
当今社会,随着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时有爆发,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日益突出。生态意识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由美国科学家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1983年,苏联学者b.基鲁索夫指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则认为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并且,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儒学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和完美。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自然界的基本功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即自然界。这种对自然界生命意义的明确肯定体现了孔子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热爱。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血肉相连的一体,更是显见出儒家的生态倾向。
中国的盛唐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是政治昌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儒、释、道三足鼎立、多元并存的时代。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大大影响了盛唐文人的思想和创作。盛唐诗歌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李白,诗风飘逸豪放,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不仅如此,他的作品中还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热爱、天人合一的情怀。
第一,崇尚敬畏大自然。《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蜀道难》“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等诗句,都以极其险峻壮浪的形象表现了自然生命力的不可超越性。《日出入行》一篇更是直接表达了以敬畏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将自然的力量看得高于人类活动的态度。诗中说,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又怎么能够与之同升共落?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谁挥鞭策驱四运?”——?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诗人还连用了两个反诘,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诗人认为,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逆道违天”,就必然是“矫诬实多”,自欺欺人。
第二,对大自然热爱欣赏。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所以,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与热爱之情,《秋登宣城谢眺北楼》:“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的秋景;《入清溪行山中》:“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合,溪里言弥静”的碧水;《鹦鹉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花木;《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楚江;《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山月,以及《荆门浮舟望蜀江》的江上风光;《陪族叔形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开阔明净的八百里洞庭等等,无不以是新奇而隽永的笔触,描绘出的一幅幅或柔和优美、或崇高壮美的山水画面。
第三,天人合一。在李白的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尤为密切。《山中问答》一诗就明确表达了他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的愿望:“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和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成为李白心向往之的理想生存状态,“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望庐山瀑布二首之一》)。在李白的世界里,天地万物和人类可以心意相通,《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因为送别友人,依依不舍,所以即将落山的太阳也不愿沉没,就连马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不忍离别同伴而萧萧长鸣。“月”是李白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写出了月与人似远却近,若即若离,神秘而可亲的奇妙感觉。而《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更是巧妙地把月亮人格化,月与影伴他,同时也是他伴月与影,三者缔结忘情之交,作云汉之游,超脱丑陋的尘世,进入人天和谐、心灵自由之境,杨义先生说“自从李白以旷世的天才开发了明月意象的丰富、奇幻而精妙的功能,中国古典诗词就长期笼罩着一层或浓或淡的‘人月相得,心月互通’的趣味了。”
李白笔下的自然风景与他内在的精神情感,与他返璞归真的生命意向融合为一。他在诗中所传达的,无论是对大自然的崇尚敬畏之情,热爱欣赏之情、还是天人合一的情怀,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生态意识的折射,而这些又与现代社会关于生态问题的普遍价值观不谋而合。我们今天重读李白的诗歌,依然能读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永恒,给我们以善待自然、善待生命的生态启迪。
李白思想性格篇二
李白是笔者最崇拜的诗人，他一生都在为理想和自由苦苦奋斗。虽然他奔放不羁的个性、建功立业的抱负遭到了压抑和破灭，但因此而碰撞出的焦灼而痛苦的火花点燃了他生命与艺术的熊熊巨烛。他在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时代把人的魅力张扬到极致，他用如椽的诗笔为自己绘制了大鹏般的永恒画像。他有着火山般的激情，孩子般的天真。他好酒，也爱剑，常常“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酒和剑，还有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伴着他度过了潇洒而狂狷的一生，正如余光中所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i]。面对这位旷世奇才自由挥洒的盛唐诗峰，虽时隔千年的风云变幻，犹能感受到那跃跃跳动的生命活力和精光四射的生命本色。如何通过诗歌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对他的人生具备“了解之同情”[ii]，是当前李白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以为，抓住与诗人的生命碰撞交融的“酒”、“剑”、“月”等重点意象作为对话交流的桥梁，或许是个有效的途径。本文打算对“剑”意象进行尝试性分析。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地钟情于剑了。他既谦虚又骄傲地称与自己相濡以沫、生死相许的妻子为“拙妻莫邪剑”(《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他豪爽而坦荡地褒奖亦弟亦友的李凝为“吾家青萍剑”(《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留饮赠之》)，他把朋友苏明府比作“苏季子”，并称赞他“剑戟森词锋”(《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诗人从小就有学剑的经历，而且剑术还很不错。[iii]剑是他的知音，他的至爱，甚至是他生命的化身。他用自由的诗笔把我国文学史上的剑舞蹈得出神入化、潇洒翩然，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一、“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建功立业的凭借
剑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成不易，其威力往往被神化。《列子·汤问》说：“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iv]《越绝书》中的泰阿之剑在败晋郑围楚之师时大显神通：“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驱逐，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v]虽然早在东汉末年，适于劈砍的环柄刀已取代适于推刺的长剑而成为军中大量装备的短兵器，[vi]但人们对剑的喜爱并没有衰歇。众多关于宝剑的神话传说已牢牢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处。
李白生活的唐代，正处于国威远扬、万方臣服的盛世。他“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在国土开拓、民族融合、边战频繁的现实刺激下，在开放型文化的熏染下，勃发为一种建功立业的奋发情怀。而且他“性倜傥，好纵横术”，一生推崇太公、张良、诸葛亮、鲁仲连等人。这使他不会像常人一样以科举或入幕博取功名，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幻想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一清。”(《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于他诗歌的.剑意象之中。
此类意象中最气势磅礴，最能体现李白抱负的要数那“天子之剑”了。《庄子·说剑》最早将宝剑分为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现实中的李白虽不敢自视为帝王，但在诗歌的世界里，天真而迫切希望建立盖世功业的诗人分明已成了那手挥神剑、叱咤风云的帝王。《古风》：“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送族弟绾从军安西》：“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塞下曲》：“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李白从有关宝剑的神话传说中吸取养料，加以天才的想象发挥，从而把《庄子》中用来寓“道”的较为抽象的剑写得更加生动形象、气韵飞动!
剑不仅是一种颇具神话色彩的兵器，也是人们喜爱的佩饰。在官僚集团内部，剑更是作为身分、地位、官阶、特权的象征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vii]李白诗中有些剑也属于此种类型。《入朝曲》：“天子凭玉几，剑履若云行。”《赠郭将军》：“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佩剑还是侠客身份的象征。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viii]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他们“渴望通过古代游侠那种偶逢知音便平步青云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ix]。且统治者有一定的胡人血统，采取文化宽容政策，儒、释、道、侠等文化思想并存，不少皇室有过一段任侠或交接豪侠的经历。[x]“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不论是京师豪贵子弟，还是地方豪族少年、闾里恶少，争以任侠相标榜。任侠成为一种时尚和“逞强势、竞豪奢、享悠闲的理想方式”[xi]，也被视作一种英雄气质，而佩戴一把光彩照人的宝剑则是显示游侠身份的必须。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xii]，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xiii]。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诗人“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喜纵横术、击剑，好任侠”(《新唐书·文艺列传》)。血管里汹涌着的游侠精神使李白对剑特别钟爱。诗人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禅房怀友人岑伦》)，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郢门秋怀》)。他的许多朋友也佩戴着光彩照人的宝剑。《夜别张五》：“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君马黄》：“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赠崔侍郎》：“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
平时佩戴在身的剑，一遇事变，便会成为侠客或将士杀敌的有力武器。正如《释名·释兵》所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xiv]这才是真正的侠客或将士佩剑的主要动机。《东海有勇妇》中的“剑”和《赠武十七谔》中的“匕首”就是以快意恩仇的利器出现的。但李白笔下的侠客更多的是从国家大义出发，借客报仇的锋刃指向了来犯的匈奴、敌寇，逞强使气的个人英雄主义风采升华为慷慨报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且都有“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送薛九被谗去鲁》)的飞跃式功名实现方式。[xv]这从诗人失意时一再感慨“剑是一夫用”(《悲歌行》)，“学剑翻自哂”，“剑非万人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得到反证。
《结客少年场行》、《侠客行》、《白马篇》最能体现李白为侠客设计的理想人生图式，其中的剑浸透了他杀敌报国、一匡天下的功业意识。如《白马篇》：“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淫隐蓬蒿。”
诗人笔下将士们杀敌报国的剑更是形象丰富、异彩纷呈，如《赠何七判官昌浩》：“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送张秀才从军》：“抱剑辞高堂，将投崔冠军。长策扫河洛，宁亲归汝坟。当令千古后，麟阁著奇勋。”《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崔侍御十九韵》：“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胡无人》：“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塞下曲六首》：“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赠潘侍御论钱少阳赠潘侍御论钱少阳》：“三军论事多引纳，阶前虎士罗干将。”
其中最雄伟壮观、最能体现李白想落天外、意出尘表诗才的是那“倚天剑”。《临江王节士歌》：“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司马将军歌》：“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击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诗人将剑夸大到充塞天地的程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烈逼来，挟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真是无所不摧、无处逃匿啊!
另外，诗人倚剑登台的形象也值得注意。在异常广阔的空间之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不禁情绪激昂、感慨万千!《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观兵洪波台，倚剑望玉关。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
二、“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歌宴舞蹈的道具
剑在唐代也是舞蹈的道具。唐代盛行歌舞，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属于“健舞”类的《剑器舞》，更是气势磅礴、动人心魄。裴旻的剑舞被誉为唐代“三绝”[xvi]之一。《独异志》说他表演时“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杜甫也曾描写过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的盛况：“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火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姚合的《剑器词》和敦煌写卷s6537号《剑器词》描写了模拟战斗场面、激烈炽热而人数众多的《剑器舞》[xvii]。可见剑舞在当时影响之大、水平之高。它对于在大一统帝国和平安定时期不能以武犯禁、随意行侠的少年健儿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作为一种显示英雄气概的方式，它更容易仿效，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扶风豪士歌》)这分明是酒酣耳热后情不自禁地舞起剑来的生动写照。他赞美崔五郎中的翩翩舞姿说：“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酬崔五郎中》)朋友宴饮，如有乐器伴奏，可能还会边舞边歌。《少年行二首》：“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李白笔下军中将士的剑舞也颇具特色。它不仅使单调的军种生活生动起来，也把血腥、残忍的战争化为从容、优雅的艺术，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高昂情调。《司马将军歌》：“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羽林陶将军》：“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送梁公昌从信安北征》：“入幕推英选，捐书事远戎。高谈百战术，郁作万夫雄。起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弓。将飞天地阵，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彩虹。旋应献凯入，麟阁伫深功。”
李白思想性格篇三
李贺是元和诗坛继孟郊、韩愈之后出现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他深受屈原、李白以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因此其诗歌想象力丰富。
李贺(公元790-816)，字长吉，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是中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贺因为父亲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肃”与“士”音近受到了他人的议论攻击而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断绝了他报效国家的志愿和抱负，正因为如此，他写下了许多抒发个人苦闷，壮志难酬或者感叹壮志难酬的诗歌，除此之外，李贺还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表现人民悲惨生活的现实诗歌。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神弦曲》《梦天》《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等，著有《昌谷集》。李贺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将鬼怪、游仙、死亡等纳入诗歌，阅读他的诗歌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异荒诞、幽寂冷艳的别样世界，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鬼才”。李贺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27年，但是他却将对诗歌的创作视为生命之所系，这样一方面使得他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因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其诗歌融入了浓厚的苦闷情怀和感伤情绪，最终形成了他凄艳诡激的诗风和意象营造方式。李贺自幼身体较为羸弱，因此他对生命、死亡等较常人比较敏感，本文就将以此为切入点，试对其诗歌中蕴藏着的生命意识进行重点的分析解读。
李白思想性格篇四
李贺本人身体多并且敏感，因此其诗歌中非常注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自我主观化的想象，因此他对生老病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进而使得他的诗歌总是传达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社会生活的震荡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剧色彩，李贺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一个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剧变的飘摇年代。从历史进程上看，元和年间较之以前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不过表面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限的危机感，中央集权与地方藩镇割据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而朝廷内部则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乱且人才流失，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来的意气风发和精神面貌，所以诗人们的创作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的诗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种飞扬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失去了表现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深广情绪，尽管有些作品中还留有盛唐余韵，也写作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总是呈现出一股苦闷悲寂的意境和清雅凄迷的情调。诗人们的创作不在有雄浑的风骨气概，而是转向了对悲淡、细致的内心世界的表达，从而逃避从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贺的诗歌创作也染上了这层悲伤感色彩，他总是在追忆往昔、目睹现实中发出生不逢时之感，心中热切的仕途欲望被现实的社会因素所取代，所以诗中颇多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苦郁闷的情怀。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李贺对人生和生命多了几分深沉的思索，同时也加深了其诗歌创作的苦闷悲剧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外，李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注还源于其多病的身体状况和抑郁的性格特征。李贺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且长得一张怪诞丑陋的面庞，他长的“细瘦”，而且是“大鼻”、“长指爪”。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因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都使得带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负的无情被粉碎也让他的精神始终处于苦闷抑郁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过早的就体验、品尝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涩，在生理和性格的双重压力之下，李贺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早衰和病态的心理，“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由此可以看出身体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郁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无比的恐慌，而这种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过来冲击着他多病且敏感的身体。李贺虽然是没落王室后裔，但是他始终以皇室宗亲自居，自视甚高，在其诗歌中总是出现“皇孙”、“宗孙”这样的称呼，，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通过显赫的身世获得地位和认可，无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这都进一步增加了他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感叹。
综上，通过李贺的诗歌可知他一直在诉说着对生命的珍视与渴求，并在不断的努力中极力的摆脱现实的束缚和奈何，不过他的这种抗争却是那么的无力和被动，从而其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总是浸染上浓厚的悲剧意识，悲可以说是其诗歌的内质，同时也是其生命意识的底色。对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理解和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李贺本人以及他诗歌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李白思想性格篇五
对生命和死亡的强烈关注使得李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内涵，从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社会、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不满与无奈，从而也使得其诗歌总是折射出浓厚的悲剧色彩。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外化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运用和悲剧色彩的呈现上。
首先，李贺对诗歌意象的营造。意象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艺术手，它是作者内在情感和外在感性的一种表达，实际上是情与像的一种结合，它既可以包括反映现实的真实意象，也可以包括跳出真实生活范围的超现实意象。纵观李贺的诗歌，他对意象的使用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这种情绪化正是对生命、人生和死亡的外在化思考和表现，也就是其生命意识的外在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李贺对凄婉哀伤的意象情有独钟，并且还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或者词语这些意象情感化，从而使得意象与“我”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最终营造出极具凄凉悲剧色彩的意象群，从而表现出他对短暂倏忽生命的珍视和无可奈何。李贺总是用一些带有色彩和情态化的意象，这起到了描绘渲染的作用，如“老红”“笑红”“寒绿”“凝绿”等，李贺意象这样的运用使得其诗歌形成了通感的效果，让读者举得视觉、味觉和嗅觉之间有互通之处，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香雨”和“酸风”，还可以有“吹日色”的箫声和“刮露寒”的月光。李贺对生命意识的情绪化还使得他总是运用一些瘦硬、刺目、可怕、险怪的意象，如“青狸”、“寒狐”、“血斑”、“荒沟”等。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意象营造一方面看出了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对人生、生命的偏执以及孤僻抑郁的精神世界。
其次，李贺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认知会因为不同人的文化素养、性格特点不同而不同，当对生命人生的思考与追求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之时就容易使得人产生悲剧的心理和悲剧性格，这完全符合李贺短暂一生的写照。李贺人生的悲剧可以说是社会、自我悲剧的结合体，尽管他有着执着于对生命的追求，但李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和自身的悲剧境况。李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作了大量的游仙诗，将自己对生活、生命的不满倾注于游仙诗中，借以抚慰自我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凄凉，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神仙一样自由的遨游在天堂、幻境之中，从而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和限制，在无拘无束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但现实真实境况让他的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渺茫，所以这些诗歌总体上都呈现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李贺的游仙诗迥异于常人的想象和幻想，而他又在幻想和想象之中加入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从而使得其诗歌与现代的意识流小说有着相通之处，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王子吹笙鹅升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可以看出，这些诗歌的想象虽然自由流动且出人意表，但在深层次上都可视为其苦闷的象征。